“范式均势”视阈下安倍内阁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应对

"范式均势"意指建立一个由相同价值观国家和地区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以与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形成势力均衡的态势。安倍认为,中国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异质性"国家,因此日本应制衡中国崛起,最佳途径就是构筑所谓"范式均势"。为了能在其中发挥积极制衡中国的作用,安倍强调日本应大幅提升军事力量并解禁集体自卫权。此举有违和平宪法及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意味着日本完成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等目标。对华战略与安倍意欲实现的政治目标息息相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竞争和角力势将持续下去,两国的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亦有进一步加剧之虞。     

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兼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安保法实施的影响

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成为国家法律。日本新安保法的推出,目的是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及朝核、国际恐怖主义等危机。这意味着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基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解禁了过去一直被禁止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尤其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其盟国的政策调整,会更加促使日本积极主动地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这无疑会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感,中日"安全困境"将进一步加深,同时也会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带来消极影响。新安保法是否真正有机会实际实施以及构成对中国的实际威胁,还要取决于美国以及东亚安全形势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     

“安倍国防学”的二次政策跃进评析

"安倍国防学"——安倍在安全防卫领域的系统政策是其实现"正常大国"的主要工具之一。继2013年以颁布三份安全政策文件、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NSC,制定保密法等三大举措,实现世人关注的第一次跃进后,2014年安倍国防学又以三大举措展开了甚为关键的第二次政策跃进,即转变禁止售武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第二次跃进,从动摇国之根本——国家基本政策原则的角度上说,其意义当大于2013年的第一次跃进。它极大地加速了日本走向国防"正常化"的步伐,并与第一次跃进配套,使得日本作为军事大国的框架初步浮现、骨骼基本形成。同时可以看到,第二次跃进的每个举措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所影响,对中日安全关系产生了波及效应。     

试析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以安保法案决策过程为中心

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日本议会内阁制改革的一环,日本议会内阁制从"55年体制"的"共识型",向冷战后的"简单多数决定型"转变。日本通过改革选举制度和内阁制度,完成这个转变。安倍上台后,推行首相官邸主导政治,通过考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制定过程,可以管窥日本"简单多数决定型"议会内阁制和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的实质。安倍政权在制定安保法案受到自民党内势力制约,也受到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的制约。安倍政权制定安保法案过程中,压制自民党内反对势力,也牵制公明党。安倍顺利通过安保法案有制度原因,也有日本社会全体保守化等社会原因。     

“修宪派”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考察

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修宪的主张起源于战后日本的"修宪派"。"修宪派"在战后初期曾遭到美国的压制,一度获得政治主导权之后曾立志摆脱美国主导的所谓"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但是他们的尝试没有成功。安倍晋三是"修宪派"的继承人,他利用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再次提起修改宪法问题,为摆脱"战后体制"、加强日本独自的防卫能力进行挑战性尝试。安倍虽然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但是骨子里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要摆脱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     

宪法视野下的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

安倍内阁在解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先后采取了两种法律方式:直接修宪和解释修宪。从宪法学和宪法实务的角度看,两种方式都存在诸多问题。直接修宪方式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将直接破坏《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理,同时还破坏了《日本国宪法》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宪章》的法源位阶关系。解释修宪方式超越了内阁的宪法解释权限,并且内阁的宪法解释及其修正案不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通过内阁会议形式修改宪法解释也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尽管法律层面上存在诸多问题,但综合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局势等各方面因素看,解释修宪方式未来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冷战后日本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路径分析

冷战结束后,受"政治大国"战略驱动,日本形成了三条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主要路径:在政府开发援助框架下通过"和平构建"向冲突国家渗透,在联合国框架下以维和之名积极派兵海外,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追随美国插足国际冲突。通过这三条路径,日本获得了宝贵的"海外介入"经验,自卫队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并逐步向外向型军事力量转变。当前,在安倍内阁大力推动下,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进入到冷战后第二个全面调整期,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指导,其海外动武条件进一步放宽,集体自卫权得以解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的手段愈发凸显军事色彩。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安倍政府“战败束缚总清算”:法制保障与战略重构

安倍政府实施的"战败束缚总清算",其内涵不同于"摆脱战后体制"。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的前三年,通过立法和修改法律,建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大力清除战败束缚,相当程度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安保领域的最高纲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划定了推行印太安保战略的地理界线及实施路径;全面展开防务、太空、海洋、网络及日美同盟等领域的战略重构;用内阁决议替换了束缚日本海外派兵作战的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构新安保法制,确定了日美同盟升级的方向和领域。     

对日本新海洋战略的解读——涉台问题的视角

自安倍晋三再度出任首相以来,日本政府不仅推出了新的《海洋基本计划》,还不断推动修改宪法、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洋合作,全方位实施新海洋战略。台湾因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一向被日本视为保障海洋运输、维护海洋安全的重要环节。在中日海洋领土争端的背景下,日本在新海洋战略中提升台湾的地位既是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也有利用台湾围堵中国大陆发展的意图,更旨在构建日本主导的"海洋联盟"。台湾在日本新海洋战略中地位的提升,必将促使日本加强与台湾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合作,进而给两岸关系带来一系列挑战。     

论日本安倍政权的政治右倾化

日本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政治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言论,力图修改和平宪法,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成为"正常国家"。其形成的原因有:东亚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美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一定程度上的纵容,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兴起,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安倍本人政治保守主义色彩。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世界、亚洲和中国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直面应对,并做出有效的反制,同时敦促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研究

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形成与转变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和转型期三大阶段。TPP折射出日本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上的新思考。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对TPP造成重大打击,但日本依然希望借助TPP主导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体系,并将"高质量"和"高标准"的日本理念融入新体系的构建进程。受其影响,未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相关规则及制度设计会更多反映日本因素的存在,这也将加剧中美日三方围绕构建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主导权竞争。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路径分析

日本并非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但近年来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甚至试图在军事上重返南海。究其动因,既有维护自身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应对钓鱼岛争端等现实利益的考虑,又有争夺地区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等战略性的考量。日本采取多种路径介入南海问题,包括以海上区域多边安全合作为突破口,搭建介入南海问题的平台;利用各种多边论坛,极力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加强与菲、越等南海声索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对之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与美、印、澳等其他区域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加强联动,提出所谓"亚洲民主安全之钻";解禁集体自卫权,为军事上重返南海奠定法律基础。在亚太格局深度调整和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的背景下,以及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可以预见,日本今后会进一步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的演变和影响

日本政府迄今曾多次对宪法第九条作出了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释。作出这一解释的历史过程,反映着战后各时期日本的内政与外交局势。近年来,日本执政势力大大加速了要求行使"集体自卫权"和发挥对外军事作用的步伐,从而引发了所谓的"集体自卫权问题"。这种动向,反映出日本安全战略正经历着重大变动,也给东亚格局的稳定带来了深刻影响,引起了周边各国的高度关注。     

日本的海权扩张战略解析

日本是一个岛国,虽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地缘优势,但是始终抱有"坐海望陆"的情结,其扩张野心由来已久。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扩张精神与其日渐强大的国力交织在一起,屡次对外侵略,但最终侵略成果都在"二战"后付之东流。从1954年建立海上自卫队到最近的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海上实力不断扩展,影响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在美国的纵容下,扩张的野心正在逐步复苏。作为和日本隔海相望的大国,中国再次成为其海权扩张的障碍和目标。日本海权扩张的历史和一以贯之的野心必将引起中国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警惕。     

“安倍经济学”的出口促进效果评析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反而由于其进口需求弹性小,使日本的贸易收支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的作用外,还因为受到美国、欧盟、中国等日本几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疲软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美、欧、中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特别是第三支箭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相信通过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带动出口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新时代中美日关系:新态势、新课题、新机遇

2012年后中美日三角关系出现深刻变化,中国崛起及其外溢效应成为推动亚太形势发展的首要自变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深化调整期,日本战略自主性开始显现。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改善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日关系"交织叠加,相互作用,衍生出复杂多重的"三角意涵",中美日关系进入新一轮战略活跃期。中日关系改善扩大了两国战略转圜空间,缓解了三角严重失衡态势,也为中国外交强化多边视野提供了新契机,为深入认知"大国"与"周边"内在逻辑关联、精准把握中美日三角及其外部平衡变量、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下赢得多边战略博弈创造了新机遇。     

美国战略调整与其对日本宪法第九条态度的转变

随着美日同盟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日本政府通过扩大解释或"另立新法"实质性突破集体自卫权禁区等配合美军的行动,已不能满足美国新的全球战略需要。在美国占领时代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和平条款",成为深化和发展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障碍"。美国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扫清障碍——修改宪法第九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愿意看到,日本通过解除宪法第九条的束缚,走上脱离其实际战略需要并最终摆脱其控制的自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