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初探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具有三种形态,即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郭沫若的情绪节奏论和新格律诗派的音节调和论。自然音节论与情绪节奏论分别从外在律与内在律的不同侧重点上探讨早期白话新诗的音节问题,形成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现代诗学观,奠定了新诗文体诗学的理论基石,对后来音节论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格律诗派在理论的探讨上则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涉及包括格式、音韵、节奏、声调、平仄、双声、叠韵等诸多因素在内的音节论诗学范畴,又较具体地讨论了新诗音节与传统汉语诗律的关系以及与英语诗律的部分关系。20年代的音节论诗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新旧体式的衔接与转换,直接影响了30年代包括诗歌音乐性问题在内的纯诗理论的广泛探讨。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跨文体写作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诗歌在文体上呈现出文体互渗的特征,女诗人们打破各文体之间的壁垒,调动各文体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女性诗歌文本的创新,形成前所未有的跨体集结.这一方面显示出90年代女性诗歌的开放性,也显示出女性诗人诗歌写作的活力和包容力.但女性诗人在追求跨体书写时要保持诗歌文体本身固有的美学特性,以防止越俎代庖,而最终使其沦为仅仅是在文体创新名义下的一种哗众取宠的诗歌行为.     

欧美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欧美的知识分子非常爱好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欧美优秀的中国诗研究者都具有诗人的素质,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时,不仅能忠于原诗的含义,而且能传出诗人丰富的感情.近几年,欧美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古典诗的专著和译著.最早研究中国古典诗的有A.韦利.H.弗兰克尔也是著名的中国诗歌专家,曾发表《中国诗选译随谈》.弗兰克尔对中国诗词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有古典诗、近体诗、乐府和词.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论文《曹植诗十五首》,这篇文章以曹植的诗为题材,试图用新的方法鉴赏中国的古典诗.弗兰克尔认为,对诗人传记的探讨,不是文学研究家的任务,他喜欢中国传统的注释家,认为应该用诗     

“自然”之辩与新诗现代化的两种路径

传统“自然”范畴在五四诗坛的接受,是以文学变革的话语形式呈现的.由于文化态度不同、诗学建设目标不同,“自然”在自由派和古典派诗论家眼里建构意义也各不相同,因此存在着文体上“绝对自然主义”与“规律主义”、韵律上“自然的音节”与“人工的音节”、境界上“推翻一切枷锁镣铐”与“从心所欲不逾矩”等一系列张力.两种“新诗现代化”方案既对峙对抗,又对话互补,构成了现代诗学建构的复调传统,其对新诗形式建设意义不可低估.     

论印度“诗以言教”的诗歌传统(一)

综观印度三千年的文学史,几乎可以说成是诗歌和诗剧的发展史。印度最早的文学作品是上古诗歌总集——《吠陀本集》。其后有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产生,使印度古代文学得以举世瞩目。此后又出现了佛教诗人马鸣、迦架陀娑、伐致呵利、苏尔达斯、杜勒西达斯等大诗人,更显示出印度文学的卓越成就。近代大诗人泰戈尔以其颂神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更使印度文学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顶峰。印度历代经典喜欢采用诗歌体,朝廷中也培养宫廷诗人,国王有擅诗者,后妃公主也往往以能诗著称。至于印度戏     

浅析咪咪·科尔瓦蒂对“嘎泽尔”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咪咪·科尔瓦蒂作为英国现代女诗人,出生于伊朗,在英格兰长大并在瑞士、伦敦接受高等教育,对波斯诗歌的继承与发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嘎泽尔"诗。沙姆斯丁·默罕默德·哈菲尔作为伊朗最受人欢迎的诗人之一,就十分喜爱"嘎泽尔"诗体。本文意在通过对沙姆斯丁·默罕默德·哈菲尔的"嘎泽尔"体抒情诗和咪咪·科尔瓦蒂的诗歌《模仿哈菲兹的嘎泽尔》为例来探讨后者诗歌创作中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试谈叶赛宁及其诗歌艺术

叶赛宁是十月革命前后苏联诗坛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感情真挚,韵律优美,画意盎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艺术大师高尔基称他为“俄罗斯大诗人”。二十年代的苏联《真理报》曾经认为他是:“俄罗斯文坛唯一真正的抒情诗人”。但是,一九二五年,正当这位才华横溢的抒情诗人刚刚进入三十岁时,却以自杀结     

新月诗人群的跨文化身份

新月诗人群的欧美留学身份和他们崇尚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坚持,使他们在中西文化及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跨文化身份,这一身份直接影响了新月诗人群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守成和对西方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诗学的兼收并蓄。新月诗人群完成了五四中国新诗学的第一次中西诗学的融合。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流派与特征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渐成气候,主要的诗歌流派有观念主义、后观念主义和元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诗人破除了传统诗歌的写作规范,大胆进行语言实验,把各种艺术语言与表达方式纳入诗歌文本,使诗歌的话语方式、文本形式及文体特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话语建构表现为口语和隐喻的交错互补,文本形式表现为拆解与再造的双重模式,文体特征表现为诗歌与其他文体的多维联系。     

黄庭坚“以诗为词”及其文学史意义

苏、黄诸人"以诗为词"自北宋以来已成为共识,但黄庭坚的"以诗为词"则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在理论上,与苏轼认为词是"诗之苗裔"不同,他注重以学问为词;在实践上由于受到其诗学理论的影响,他更注重用诗歌的创作手法来写词,即"寓诗人句法入词"。故对黄庭坚"以诗为词"的正确认识,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破体"、"立体"两种文体观,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诗歌政治想象的幻灭——论陈衍诗学理想的转变

陈衍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于<石遗室诗话>若干重要概念,"变风变雅"反映了陈衍对诗歌教化功能的肯定,"荒寒之路"说明了其对诗歌功利化的否定,二者之间的矛盾反映了陈衍诗学理想的矛盾,也反映出古典诗歌在晚清社会的时代巨变面前对改变现实的无能为力,使诗人们"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无从实现,从而对诗歌的政治想象陷入了幻灭.     

论李金发诗歌的异质色彩

李金发的诗不但是对古典诗歌最富有挑战性的叛离 ,同时也是现代诗歌发展中最大胆的创新 ,体现出富有波特莱尔恶魔主义风格的异质色彩。具体表现“审丑”的诗学取向和朦胧晦涩的诗风。这种异质色彩的诗学价值及历史意义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     

汉语诗学中“复义”的七种类型

汉语诗学中＂,复义＂既是一种独特的修辞技艺,又与＂诗无达诂＂的解释学传统关系紧密。本质上讲,文学中的＂复义＂现象根源于人类生活的错综复杂与辩证运动。本文将汉语诗学中普泛的＂复义＂现象大致分为七类,并结合具体的诗例,以说明何为汉语诗学中的＂复义＂以及每一类型＂复义＂的根本特性。     

隋代诗歌的文化渊源

对隋代诗歌文化渊源的追溯实际上直接开启了对初唐文学以至整个唐代文学文化渊源的追溯。这也就构成了对隋代诗歌传统评价的反拨。这一反拨的意义就在于使我们以更加冷静入微的眼光去观照处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从而获得对文学史观的重新把握。隋代诗人的来源有三：一者乃西魏、北周入隋之关陇统治集团成员，如场广、杨素、牛弘等；二者乃东魏、北齐人周隋之人，如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三者乃架陈入周隋之人，如虞世基、许善心、王胄等。请先观自东魏、北齐入周隋之诗人。据建钦立辑校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三源一流: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本文认为,中国诗史流变之大势可概括为“三源一流”。三源分别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诗学体系,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诗学体系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楚骚诗学体系,而汉末建安时代是三源汇合的关捩点;从汉末建安迄近代中国则是诗史的一流时代,无论是对外在因素（哲学思潮、诗人人格建构、诗学理论、诗乐关系等）的探察,还是对内部结构（诗之体、诗之音、诗之象、诗之意）的关照,无不显示出本期诗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相对独立的诗歌系统     

论苏轼诗歌的理趣美

"尚理"和"以议论为诗"是苏轼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也常作为苏诗的代表性缺陷而被批判。其实苏诗并非纯粹"以议论为诗",而是充满"理趣美",是高度凝练、高度结晶的情感与哲理、形象结合的表现,它符合诗歌的美学特征。理趣诗的产生是诗歌内在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苏轼丰富的才学、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完成了宋代诗风的根本转变。     

现代诗歌“戏剧化”言说中口语的诗化策略

口语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资源的一部分,但芜杂、粗糙、通俗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具天然的诗意。整体考察现代诗歌"戏剧化"言说中口语入诗的风格或策略,可以得出三种诗化途径:一是新月诗人用他们的格律化追求对诗中戏剧化情境中的口语铸以诗之"形"(包括节奏、声音等音乐性),音律确保了口语在诗中的韵味;二是卞之琳把口语置于隐含人生哲学态度、具有禅思"冥想"意味的虚化意境式戏剧化场景当中,对口语赋以诗之"味",提升口语的诗意;三是如翟永明、臧棣、孙文波等1990年代以来的优秀诗人那样创设特异的语境,挖掘口语的潜力,文本中的戏剧化场景使口语产生新的语义编码,赋予口语以诗之"思"。     

"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

"兴"是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兴"是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类型,因此它具有原型的历史意义.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表现出中国文化思、诗交融的特点.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是礼乐背景下的一种用诗方式,是"感发志意"和"引譬连类"的思想拓展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延伸路线.古典诗学是建立在"兴于诗"的理论基础上的,从文学发生的感兴出发,到艺术表现的兴象思想反映的兴寄和审美欣赏的兴味,都反映着兴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论孟郊诗歌的创新

作为韩孟诗派的开山奠基者,孟郊是中唐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其诗歌颇多创新之处,他上承杜甫,并启迪和影响了韩愈及整个韩孟诗派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诗歌主张上首倡"苦吟",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在审美上,追求不美之美,扩大了诗歌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视野;在艺术形式上打破常规,创作非诗之诗,在很大程度上给诗歌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