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

安倍政府竭力推崇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希望以此扭转日本经济的长期颓势。但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强烈对比,造成安倍经济学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受其影响,强烈的通胀导向性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强烈的政治主导性和严重的对美政策偏向也成为其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尽管安倍政府为构建安倍经济学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日本经济仍面临着重大的现实困境,原本的倍增计划变成"倍减经济"。     

“第三支箭”与日本经济未来走向——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6月24日,日本政府出台《"日本再兴战略"2014年修订版——对未来的挑战》(以下简称"修订版再兴战略"),并在同日公布《2014年经济财政运营及改革基本方针——从通货紧缩到良性循环的扩张》(以下简称"基本方针")。此举不仅标志着安倍内阁展现其执政第二年的主要经济政策,更描绘出备受关注的"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经济增长战略的升级版政策路线图。     

日本经济走势与经济政策分析(2015~2016财年)

自"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但仍旧步履维艰。本文回顾2015年以来日本经济在GDP、对外贸易、个人消费支出、CPI变化率和预计的消费税改革等方面的表现,对2016财年及今后日本经济的走势作以展望。今年初,日本银行在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QQE)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负利率政策,配合"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的新"三支箭"。在经济低迷、通货紧缩以及社会人口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将面临很大的挑战,而日本景气的恢复也前途未卜。只有更好地落实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日本经济才能根除病灶,面向未来。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CSSCI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辩证解析机器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2015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机器人新战略》,安倍晋三首相强调当年是日本"机器人革命元年",高度重视"机器人革命"对振兴日本经济的作用。机器人产业发展对日本经济社会可能产生深刻影响,包括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缓解少子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等。安倍内阁提出使日本经济规模在2020年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但机器人产业难以成为近期振兴日本经济的"救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机器人革命必然失败,因为要实现以机器人革命为中心的增长战略,不可能在数年内立竿见影。从中长期看,如果日本能真正实现为推进经济社会结构改革所必需的规制改革,机器人革命振兴日本经济的前景未必不可预期。     

“安倍经济学”的出口促进效果评析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其核心内容是仿效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以达到通过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日元贬值并未带来日本出口的实质性增长,反而由于其进口需求弹性小,使日本的贸易收支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的作用外,还因为受到美国、欧盟、中国等日本几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疲软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美、欧、中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以及"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特别是第三支箭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相信通过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带动出口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出来。     

日本产业的基本发展状况、方向与存在的问题

2012年底安倍再次执政后,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早期的安倍经济政策是把重心放在摆脱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上,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日本社会存在着由于少子老龄化、服务经济化的加深导致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等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日本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根本因素。因此后期安倍将政策的重心转向了以调整结构和提高生产率为核心的供给侧。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产业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成熟性的产业结构,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传统制造业恢复缓慢,第三产业占比高但生产率难以提升。为解决上述矛盾,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安倍经济学"堪称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政策的一场重要变革。它一改过去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主的方式,选择遵循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理论,通过大胆导入非传统金融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的改革政策组合,试图以此推进经济转型、实现"摆脱通缩"的目标。迄今改革已取得切实成效,不仅就业形势大幅好转,企业部门的业绩改善也非常突出,为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两项改革的力度不足,导致了此次经济改革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央行独舞"的尴尬局面,难以控制的外部风险,特别是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的未来"出口问题",也将对日本经济带来新的严峻考验。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     

日本“正常国家”战略与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推动下,"正常国家"论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外交、安保等领域加速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在对俄外交方面,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战略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安倍提出的对俄外交"新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思路和框架,并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出灵活性。与此同时,对俄外交"新方法"和日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安倍执政五年的日本经济:持续缓慢上行与政策调整

日本经济自安倍第二次内阁组建之初,就开始了新的周期上行阶段,直至2017年底形成了战后持续时间第二长的大型经济景气,俗称"安倍经济学景气"。其前期(2015年年末之前),在安倍经济政策推动下明确了经济复苏的方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改善,但受到提高消费税率的影响经济复苏趋势弱化,之后经济进入稳步的上行阶段。2016年以来经济状况大幅改善。这次经济上行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改善领域扩大和有一定的力度。五年来安倍政权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即由原来的以扩大需求为重点的安倍经济学,转向了以"人才培育革命"和"生产率革命"为两大支柱的供给政策。今后日本经济走向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国内外有利和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     

武析安倍政权的虱家战略——以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

安倍上台后，积极推动修改宪法。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加强军事部署，采取演习、阅兵等手段威慑中国，表明绝对不会让步的决心。日本非法“购岛”一年多后，仍然执意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强硬，在钓鱼岛争端中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日本新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各个阶段其目标、手段和内涵是不同的。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中曾根康弘打着“战后总决算”的旗帜，追求政治大国化。安倍上台后，日本的国家战略面临新的转型。他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追求军事大国化。     

论安倍大战略调整的目标与手段

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大力调整日本大战略。他秉持政治右倾化的理念,将"夺回""强有力的日本"作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安倍全面改造提升大战略手段:经济上通过内部增长战略和外部经济外交重振日本经济;政治上以转变安保体系增强军事行动力、以战略性的外交活动提升外部影响力;意识形态上以政治右倾化思潮取代和平主义的主导地位、为大战略调整提供精神动力。经过此轮战略调整,日本政治右倾化更加明显,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进一步上升。     

日本安倍内阁的农协改革及其评价

日本农协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农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国内外环境的改变,农协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渐凸显。第二届安倍内阁开启了对农协的改革之门,不仅弱化全国农业协会组合中央会的权力,还推进了全国农业协会组合中央会的股份公司化,都道府县中央会的一般性法人化、地方农协理事会治理结构等改革。这些改革对促进地方农协自立,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提升日本农业竞争力,实现日本"强大农业"目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打破农政"铁三角",促使地方农协担当复兴日本农业重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日本第48届众议院大选综述

2017年10月22日,日本举行了第48届众议院总选举,自民党延续上届选举优势,再度实现了单独过半数,自民、公明两党继续维持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此次选举以安倍强势政权遇到危机为背景,执政党抓住在野党竞选能力处于低谷、朝核局势趋于严峻带来的有利时机,利用解散权成功延续了执政时间。选举帮助自民党稳固了政权,但主要在野党在大选中陷于分裂,安倍政策引发的争议也并未消除。选举之后,安倍政权有可能执政至2021年,其修宪议程将稳步推进,经济改革计划加速进行,在外交政策方面则做出一定调整,使之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评析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日本制定《海洋基本法》,设置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明确了以"新海洋立国"理念为特征的海洋战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相继出台第二期和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框架下逐步明确了 "海洋安全保障"向"综合海洋安全保障"转变的走向。第一届安倍政府以来日本出台的一系列海洋相关法律,是其海洋安保战略的法律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倍政府的"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 与"印太战略""北极政策"形成了互补态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战略"是安倍政府意志的"完美体现",以"利益、遏制、否定"为主要特色,以宣扬"海洋法治"对冲中国海洋政策为目的之一。菅义伟政府的海洋战略,既存在对安倍政府"综合海洋安保战略"的继承,又有相应的变化。     

试析“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一体两面的战略互动关系

"安倍外交学"与"安倍经济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后者的灵魂、精髓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最终战略指向,两者呈正比关系。日本以东亚大变局和美国重返东亚为契机,利用其惯用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和娴熟的外交手腕,试图通过制造新的对立和冲突,将日本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优势,非常巧妙地转化为强大的地缘经济优势,以重温旧梦,再次崛起。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对国家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在理念上,实现了由"一国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嬗变;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权,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做铺垫;在行动层面上,日本的防务空间逐步显现"本土区域—周边有事—俯瞰全球"的自本土向全球辐射的态势。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承袭了既往的改革成果,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践行协同并进的大国化战略,并在推动国家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从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来看,日本依然面临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等困境。     

安倍政权的传播政策管窥

传播政策在安倍晋三的政治经营中,兼有战术与战略的双重色彩,地位重要,受重视的程度也前所未有。安倍的传播政策阶段性特征明显。在成为自民党总裁前,安倍重在塑造“新生代政治家改革旧自民党”的形象,由此成功掌权。成为总裁及首相后,其传播重点移至更大目标,即在国际上塑造“美丽的国家——日本”。研究安倍的传播政策,需要分析组阁中安倍晋三任命的一个关键人物——传播事务首相辅佐官世耕弘成。世耕作为安倍集团的核心人物,今后将负责打造一种新型传播体制,对内推进国家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形象,为实现安倍政权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