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保释制度之缺陷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保释制度反映了人权保障的共同需要,对保释金的数额进行必要的限制,将无罪推定和辩护准备联系起来,对于保障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以及实现程序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取保候审制度仍立足于有罪推定的根基,偏失于国家职权的行使,轻淡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随意性较大,司法救济不足。     

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英文)

在公共治理场域中生成和行动的人权法,应当是能够促成和谐人权保障关系的平衡法,它在机制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目标与制度安排的匹配性,在内容上反映为公民权利设定的合乎理性,在形式上表现为人权法规范体系的协调一致,在行动上体现为人权保障过程基于商谈形成共识,在结果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绩效的最大化。由于不同人权之间往往存在着张力,加上人权保障具有跨部门法性,再加上国际人权法依赖于国内法转化或衔接等原因,因此人权法容易失衡,制约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全面实现。要解决人权法失衡问题,应当选择开放性的公私商谈模式、遵循理性的衡量标准对人权入法进行审慎权衡。     

人权变革:从立法宣示到司法保障

"人权司法保障"这一重要命题首次进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是人权保障的战略突破和顶层设计。从静态的人权立法确认进展到动态的人权司法保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了落实这一战略规划,需要推进司法改革,确保诉权落实,探索司法实施宪法的有效机制,做好制度配套及协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人权的基因,但缺乏客观有效的制度保障。对此,既不能堕入法律东方主义者的偏见,更不能重陷文化保守主义的迷恋。高扬人的自由精神并客观保障其外化的权利是社会转型的关键,也是创新、提振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     

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如何加强人权保障进行了全面部署。依法治国是人权得以实现和落实的重要保障。人权保障是依法治国推进程度的价值衡量标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整体推进,全面贯彻四中全会提出的人权保障的要求,促进法治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依法治国视野下人权保障的重心在于落实和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人权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严防冤假错案,充分发挥好司法机关在人权司法保障中的作用。     

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意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具有十分丰富的人权蕴涵,而且明确了我国人权建设和人权保障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属,确立了我国人权建设和人权保障的根本途径和基本要求,指明了我国人权建设和人权保障的根本方法和具体措施,因而对我国的人权建设和人权保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的根本保证。     

人权问题与日本的立场及其对华态度

近年来,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引起日益广泛的关注。世界各国为争取和保障基本人权所做的努力,无疑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表现。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的人权规范及人们对人权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任何国家都不能无视人权问题,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各国人权问题的多样     

人权的多重属性:价值偏好与人权观念的认知差异

人权是涉及人类日常生活、价值取向、政治哲学、国际交往及至全球准则的集合性概念，不可避免地伴生着适应人类生活各层面的道德。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属性。其中道德属性是人权的本源性属性和精神追求，法律属性是制度性保障，政治属性是本质，经济属性是基础，社会和文化属性是渊源。多重属性的耦合互动构成了对人权完整的理解和认知。然而，鉴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政治准则和人文传统的差异，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在认知人权时往往存有不同的价值偏好，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人权认知的片面性及由此引发的日益激化的人权观纷争。人类要平息这场纷争，必须首先摒弃各自的价值偏好，对人权的多重属性达成认知上的“求同存异”，这是重要的观念前提。     

论人权国际法保护的逻辑基础——以米尔恩“低限人权说”展开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认为,人权并不是西方竭力宣扬的理想标准概念,而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所要求尊重的一些基本权利。虽然人类生活具有多样性,但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共有的,因此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米尔恩＂低限人权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有效协调了＂主权优于人权＂和＂人权优于主权＂的争论,为不同文明圈关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理论平台。唯有各国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才能承载人权国际保护重任。     

人权概念的外延

人权观念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对人权概念的外延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西方国家对人权概念外延的理解,主要强调第一代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发展中国家则主张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中国从19世纪后半叶起引入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至今对于究竟哪些内容属于人权概念的外延范畴,仍无比较一致的意见。笔者认为,人权概念的外延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系统,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和最大包容度上考虑这个概念所涉及的范围,既要防止将人权概念的外延泛化和庸俗化,又要保证它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科学性;既要正确对待人权概念外延过去的“扩张史”,又要正视它在未来的发展扩充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行政行为选择自由——以公共行政民营化为例

传统"行政"角色定位不当与功能缺失,造成政府管理体制成旧、效率低下、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行为选择自由是行政法学疆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的最新成果,有着充分的公法保障和私法基础.而作为公法领域私法化特例的公共行政民营化,与行政行为选择自由相互交融,二者以人权保障为契合点,是人权保障在行政法学领域中的新路径.人权保障是行政行为选择与公共行政民营化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理由与合法性基础,是最终检测标准.鉴于行政行为选择与公共行政民营化有可能偏离人权保障轨道,因此可以通过规范其运行程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权力结构运行机制、采用最小成本激励机制等措施,再辅之以私法视角下的权力限制理论对其予以适当"关怀",加强行政主体意识教育对其进行控制以充分保障人权.     

从罪犯权利到受刑人人权

主持人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的人权原则入宪,标志着我国人权的制度化保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体系而言,衡量其健康程度的最直观标准是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样态。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可以检测出一国人权保障的水准,还可以检测出一国的人道文明程度。在我国立法中,“受刑人”的概念等同于“罪犯”的概念。实际上,“受刑人”这一概念是一个感情色彩极低的词,他指的仅是处于一国刑罚处分当中的人;而“罪犯”这一概念则是一个感情色彩极强的概念,其中含有的贬损之意是不言而喻的,且是和有罪推定的刑罚观紧密关联的。当“受刑人”这一最易被大众、被主流社会所遗忘的群体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时,尤其是当我们将罪犯权利的保护提升到受刑人人权保护的层面予以关注时,我们对和谐社会建设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对我们自己的人权保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因为按照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原理,保护罪犯的人权,其宗旨还是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在此,山东大学法学院、南京大学法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几位青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功能定位与前瞻反思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包括组织、规则、价值三个基本要素,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常常将自身价值定位混淆,同时还存在着内部证据难以收集的弊端、外部权力范围的制约等问题。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完善的出发点应当是人权保障,在此基础上施以严格执法。追究职务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不能将社会存在的问题转嫁于行为人,这有违人权保障与法律规定。让检察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同时还民以监督是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有效途径。     

中国律师辩护无效之检视

律师辩护对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以及程序正当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律师辩护无效削弱了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作用。通过对H省S市部分法院已决一审案件为研究样本,考察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的律师辩护无效;并进一步探析律师辩护无效的原因:职权主义思维主导下,其偏好的价值观念、不确定的规则带来的解释困境、刚性程序规则的柔性异化及相关评议、裁判规则的漏洞,导致了辩护的柔弱与无效。为此,裁判者应更新观念,转变思维,以类型化的思维构建案例指导制度,以实现庭审实质化为归宿,改进裁判程序性规则,强化裁判形成过程与结果控制,为律师有效辩护提供现实的程序保障,使公平、正义价值和"纸面上的法"落在实处。     

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人权保障制度体系

将尊重人权 ,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是通过宪法来宣告人权 ,以期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和重视。要将写在纸上的权利变成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 ,必须让公民对自己应该享有的人权有一个全面、清楚的认识 ;让公民明白当自己的人权受到侵害时 ,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加以救济 ;为了让公民的人权得到有效的保障 ,中国应该完善人权的保障制度体系。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权保障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胜利后,人权的保障逐渐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和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全球化的冲击,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可能.由于人性的弱点、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霸权主义和集权主义的长期存在,我们在承认人权普遍性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人权的特殊性.在自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三者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权得以实现的一条法律路径,即自然权利通过法律的保障转化为人实际享有的权利.当然,权利的实现还有其他的路径,如道德、政策和宗教等,但法律的保障无疑是社会生活中人权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路径.只有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全球公共交往参与者的协商、交涉,通过寻求“世界法”和国内法的相互承认,才能使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实.     

程序视角下美国犯罪构成的价值诉求

美国将排除合法辩护这一程序性因素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形成实体与程序紧密结合的独特的犯罪构成模式,因而其犯罪构成的价值不仅蕴涵于实体性的判例或制定法的原则、制度与规范之中,更表现于作为犯罪构成组成部分的程序性要素及其实际运行过程.其中控辩双方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体现了美国刑事司法活动对于实质公正的追求;正当程序规则对于刑法价值的深远影响则在于当公民自由与审判公正、社会安全与人权保障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刑事司法优先选择了对公民自由的保障,体现了个人本位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而辩诉交易使被告人受到的惩罚与其行为的实质危害不相符合,牺牲了实质公正,体现了对于效率价值的追求,反映了美国刑事诉讼的功利性色彩.     

国际法事例中的健康权保障——基于《国际法上作为人权的健康权》的分析

健康权是国际人权法及许多国家宪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国家对健康权的义务已经进入了有约束力的国际法领域.国际法层面的健康权保障事例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通过对伯吉特·托贝斯所著的<国际法上作为人权的健康权>一书中列举的健康权事例进行分析可知,健康权在一定意义上指向的是获得健康条件的权利和维持既有健康状况不被恶化的权利;健康权并不是一个只能逐渐实现的积极权利,它也具有可诉性;多种多样的非司法途径也对健康权的保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西文化背景和人权理论研究

<正>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发表,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它明确宣告了中国肯定人权的思想立场。人权问想在当今世界上,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对西方帝国主义拿人权问题作大棒妄图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抵制。这同我们加强人权的理论建设和实际建设不仅不矛盾,恰恰是相辅相成的。人权的学说,原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产物,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的种种     

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的核心人权理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作为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首要任务,总结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特点和基本要求,这与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系列论述中所蕴含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基本特征的核心人权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相关论述指出了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基础、保障形式、保护重点、保护范围、保护特色以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框架,并与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道,共同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对于不断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护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保障作用。     

文化权的宪法解读

文化权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也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正确解读宪法上的文化权,对于促进公民文化权的实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包括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文化成果受保护权等内容。宪法上的文化权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国家对公民的文化权负有尊重的义务,并负有给付义务、制度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以及保护义务等保障义务。国家应当在积极保护与充分尊重之间取得恰当平衡,切实保证每一个公民充分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