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基于CGSS 2015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且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以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最为严重。本文基于CGSS 2015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居民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支持再分配,且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的影响路径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三个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分配福利态度是提升再分配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因此,应积极关注与回应收入不平等较高地区居民的再分配福利态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     

城镇化、多维贫困与收入不平等

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贫困,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贫困本质上是多维的,是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往往取决于其在交往人群中的相对收入,即收入不平等程度。文章从理论上阐释了多维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接着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多维贫困的特征事实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演化及趋势,并提出了提升居民可行能力的政策建议。     

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英文)

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现阶段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则是其主要原因。在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框架下,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工资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行反应,而且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也不敏感。这意味着,当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由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从而由经济增长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基于此,要彻底扭转中国收入分配恶化趋势,根本途径仍然是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尽快被吸收。     

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收入分配——日本百年工业化过程的经验观察

本文考察了日本近代以来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以日本为案例分析了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收入分配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日本在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同时最终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变的制度性原因,特别强调了其中宪政转轨的决定性作用。     

收入差距、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

本文辨析和检验了收入不平等的两种表现形式及其对公众容忍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客观收入差距对公众容忍度并无直接影响，而感知的收入差距越大，对不平等的厌恶倾向越明显。但客观差距大并不意味着个体感知到的差距大，感知偏差及情境分割效应的存在，区县而非省级、时下而非过往的收入差距状况更易为个体所捕捉和感知，进而对其容忍度产生间接影响，且这种情境传导效应及对客观差距的感知程度在不同群体间有明显差异。这一结果为我们理解过大收入差距与较高容忍度共存的反差现象提供了基于分配结构异质性的观察视角和情境反应在地化的经验解释。     

重新反思中国村民自治——竞争性威权主义的视角

民主原则是村民自治的精髓,但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由于多种原因,村民自治进程遭遇到了一系列困境,民主精神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越来越淡化,而与此同时威权主义的色彩却逐渐浓厚。重新反思村民自治,竞争性威权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何摆脱竞争性威权主义的陷阱,走向真正民主的治理,是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一道难题。     

收入分配、风险社会的经济学分析范式

我国当前正在风险社会中构建和谐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收入分配原则应由原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立足公平、保证效率”,即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基础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扩大,目前已达到了国际警戒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消除由分配不均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已成为现阶段中国刻不容缓的事情.     

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解释,学界有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理论取向。笔者整合两种理论解释,同时考虑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提出一个影响收入分配的基本模型。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数据对这一模型的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但市场部门对劳动力的分割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人力资本和市场部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人力资本越多的劳动力越容易进入国有部门（垄断或非垄断）;同时,国有部门（垄断或非垄断）也能为内部劳动力提供更多提升人力资本的机会。     

论平等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理论致力于探讨公平问题,试图建立一种脱离任何形而上学立场的"程序正义"。这一理论由于其所体现的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等特征,成为社群主义的主要批判对象。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对社群主义的批评的一种回应,但并不能消除社群主义的质疑。另一方面,社群主义也不能根本否定或取代自由主义,充其量只是这一理论的补充。     

中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变动、冲突与协调

中国地区间收入分配变动、冲突与协调张道根本文实证描述了我国不同地区、主要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别演进变动的基本轨迹和特征，剖析了引致这种变化的深层成因。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开过程的经济效应展开多角度分析，肯定了其正效应远大于负...     

收入分配与消费品市场关联性的考察分析

收入分配机制是影响消费品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它通过居民收入水平、消费倾向和结构、市场需求等一系列中间环节牵引着消费品市场的运行态势。本文揭示了这种牵引在改革前后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分析这些特征,有利于我们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消费品市场良性运行的收入分配政策。     

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扬弃——兼论对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要经济学者都对收入分配理论进行过系统的阐释,其中有科学的成分,也有非科学的成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来鉴别和扬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创新。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借鉴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中的一些启发性的学术观点,丰富和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双重分析与对策选择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从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现实,可以看出,导致差距拉大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但不论其原因是否合理,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都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我们的目标是既要保持城镇居民收入合理拉开差距,又要避免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要避免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拉大。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发展,整顿分配秩序,强化再分配功能,建立体现职工参与分配的工资协商机制,保障职工参与收入分配权利。     

收入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可行性分析

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很长时期内中国的正式提法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被很多人支持。但应该说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首先,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已使我们不能忽略公平问题;其次,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不是只有对立的关系,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给予一个更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表述,即:实现市场效率,并追求社会公平,将效率与公平兼顾起来。     

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战前日本立国路线的论争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东渡日本,在神户发表过一篇演说,题名“大亚洲主义”,主旨却是讲“王道”与“霸道”,希望日本不要“霸道”。演说的结语是:“你们日本民族既得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     

收入分配的历史事实与理论演进

收入分配在当今地位的凸显,是因为它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经济环境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何把握收入分配的这些新特点?首先,需要对收入分配的历史事实加以描述,借此发现收入分配的历史发展趋势或规律;其次,还需要对收入分配的理论加以梳理,以弄清收入分配理论对收入分配事实的把握程度。我们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分配在其历史发展中呈现一种有规律的演进过程。这一规律性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并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从自然选择的平等诉求,到发展选择的差距需求,再到可持续发展选择的平等回归。同时,当代收入分配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从过去的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扩展到收入分配的国际层次。这无疑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复杂,也极具理论挑战。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福田主义与日本的东盟外交

东盟成立后的十年间,日本并没有重视发展与这个地区组织的关系。1977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首次以官方身份公开提出要与东盟积极合作。这是日本重视与东盟组织发展关系的开始,标志着日本对东盟外交政策的正式形成。它是对此前日本在东南亚各国推行经济外交政策的调整,即从过去单一的经济外交向今后的政治、经济并重的外交政策转变。福田主义的出台,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其奠定了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基础,也是日本的东南亚外交的分水岭,在日本战后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