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

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珍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秦未有天下,夷狄之为患于中国也,不过侵盗而已,至甚者杀幽王于骊山,奔襄王于汜邑。然幽王之祸,申侯召之;襄王之祸,子带为内应,其时之戎狄皆役属于申侯、子带,非自能为主者也。及秦灭六国,然后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徒徒谪戍以充之。于是天下不胜其苦,起而亡泰。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为此者非也”。不知秦不并力于胡,即秦不以胜、广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当不下于胜、广,彼秦王岂得已而为之乎? 是故汉之天下,非武帝远略破碎其种落,使十世之后不能复振,则怀、愍之祸不在易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媒氏》考释

《周礼·地官·司徒》有两段关于婚姻行政管理的记载:一、“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毋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殓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二、“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子贡所过汉阴考

《庄子·天地》篇中有一段关于汉阴的文字,记载了子贡经过汉阴时同一老者就用桔槔汲水进行辩论的故事。原文不长,为了论述的方便,先摘录于兹。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榾榾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     

李贽、冯梦龙论文学的“教”

文学的社会作用究竟如何?李贽认为,文学应以“童心”感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出于“童心”的“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①冯梦龙认为,“经书著其理,史传达其事”,而此外还需“佐经书史传之穷”的文学②。文学的“教”并非“理” “事”之“教”,而是“情教”,所以冯梦龙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③“情教”二字既肯定了文学的作用又限定了文学的作用,即对文学的社会作用既作了充分的估价,又防…     

《墨子·号令》篇对春秋战国时期会计的贡献

墨子在《号令》篇中提出了“五十步一击”、“劝吏民坚守胜围”、“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募民欲财物粟米以贸易凡器者”、“诸盗守器械，皆断”、“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举”、“其在莼害，吏与杂訾”和“略视之”的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会计的贡献在于八个方面：建立储备仓库、建立激励机制、建立规章制度、建立交换制度、建立惩治制度、建立安抚制度、建立簿籍制度、建立检查制度。     

谈辛弃疾的政治思想

(一)“民为国本”、“惠养元元”的仁政想思 辛弃疾十分重视民众,这构成了他的历史观的根本特点。他在到建康的第三年(时年二十六岁)写的《美芹十论·观衅》中说: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饱而偷,暖而 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 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 此可观矣。……在同书《审势》中,他又以金国叛乱迭起为例,强调“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二十八年之后,他上疏《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又重申了…     

《溱洧》句读一得

《诗经·郑风·溱洧》两章诗中有五句重复出现的男女对话:“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圩且乐。”自汉迄今,治《诗》者大都把三、四、五句理解为诗中女子所说。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理解显然是欠妥的。不能正确地句读这几句诗,又势必不能完好地理解全诗的意境。先看汉代经学家郑玄是怎样为之作笺的:“女曰观乎,欲与士观于宽闲之处。士曰已观矣,未从之也。女情急故劝男,使往观于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宽大又乐也,于是男则往也。”这里郑玄第一个定调认为“且往观乎”和“洧之外,洵圩且乐”都是女子的话,是为劝诱男子再往而说的。唐朝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女谓士曰观于宽闲之处乎?意愿与男俱行。士曰已观乎,止其欲观之事,未从女     

荀子修身论简析

<正> 儒家讲修身,导人循礼。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厘正视听言动,“日三省吾身”,意在戒除违礼之事和违礼之念。荀子亦然。他说:“君子久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学至乎礼而止矣”。(同上)孔荀谈修身,一以遵礼为鹄的,然上溯修身之途,二人歧见颇深,不可不辨。孔子时代,礼崩乐坏,违礼之事频仍。然旧礼影响尚大,令违礼者不敢小觑,在具体做法上仍不得不做一些遵礼的表面文章。孔子     

文质

苏洵曰:“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忠也,是犹欲移山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为不然。夫自忠而至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 人徒见宫室棺槨舆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见馈食之礼,殷之时备于夏,周之时备于殷,遂以为自忠而入质,自质而入文,由人之喜恶而然也。人诚喜文而恶质与忠,则宫室棺槨舆服     

干部能上能下的良药——读《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有感

《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说:“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不贤者之在上位”何以“无由降”呢?“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辅佐)以气脬(尿泡)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那么,     

《诗经》爱情诗探赏(四)

艰难情艳娓娓曲至——《诗经·周南·汝坟》欣赏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汝坟》,序谓道化行也。毛氏以为“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韩诗外传》以为“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归,其妻恐其懈于王事,因陈义以匡夫”。朱《集传》说:“汝旁之国,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以上诸说,皆穿凿附会,因诗在周南,就伪讬文王之化。因不能解释“王室如燬”,就附会为纣政酷烈,君子行役。因“父母孔迩”,就望文生义——“勉之以正”,“陈义以匡夫”。如此牵强拟议,想像为说,很难园通全篇之意,     

论刘蓉抚陕与罢职

刘蓉是晚清政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其仕宦生涯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大有关系。他署理陕西巡抚期间,察吏安民,汰劣黜庸,政绩名声甚好,但由于性格刚直,与官场流俗相忤,先后与陕西按察使张集馨、继任巡抚乔松年发生交恶构怨,又遭到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的诬告,最后罢职而去。从中可以看出湘系集团与清廷及其他地方势力的离合关系。     

百济人曾大批参加古代日本史书的编纂

传说百济移民曾大批参加编纂古代日本的史书,但是日本的《古事记》或《日本书纪》等史书却大量歪曲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载,这是什么原因? 日本古代社会组织的核心是部民制度。很多人认为它是受新罗骨品制影响而形成的,其职能是表示古代贵族阶级的身份。臣、连为“姓”之最高者,其下有直、君、首、史、忌寸、吉士等。“吉士”在朝鲜半岛也很常用,可见它和新罗十七等官品中的第十四品官“吉士”不无关系。部民制度既然是身份制度,当然是世袭的。因此,“史”、“姓”皆都由具有汉文教养的百济移     

权说文学与牢骚

文学与牢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过,并非牢骚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牢骚。这里所说的牢骚是有前提的,所以题目加“权说”二字。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也说:“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我们所说的牢骚,是指不平之鸣;而且这“不平”倾泻了内心感情的“郁积”。类似的看法,在国外     

《老残游记》新论

<正> 自刘鹗(1857--1909) 的《老残游记》问世以来,有人以“谴责小说”目之,有人以“反动小说”批之。《老残游记》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人们似乎都忽视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对《老残游记》所作的自我说明。他在《自叙》中认为,“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哭泣分两类:一为“无力类”;一为“有力类”。“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他说,他的《老残游记》则是后一种“有力类”哭泣:“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这一说明,应该说是符合《老残游记》的实际的。那么,刘鹗又是为着什么而“哭泣”呢?     

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

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传因夏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于此而得名。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史书中也说是“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追根溯源,诚如是说乎?本文拟对此管窥所见。一大凡先秦古籍载记有关会稽者,多说是大禹朝会诸侯于此,或只说会稽是大禹的葬地,但尚未见确指会稽就在绍兴。如《竹书纪年·夏后纪》:“(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国语·鲁语下》:“背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又《韩非子·释邪》:“昔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而禹斩之”;《墨子》云:“禹葬会稽,农裘三领,桐棺三寸”;又《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会稽,不烦人徒”是也。旋至西汉,不但会稽山之得     

使动、意动拾遗

什么是使动?什么是意动?从道理上说,它并不难以理解,但具体分析一个句子,却往往意见分歧,难以统一。因此,对它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我以为仔细揣摩主、宾语之间的动词(或其它实词活用的动词)在句中的意义,是正确分析使动、意动的关键。如: ①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②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战国策·齐策》) ③於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同上)     

说“耻”

孔夫子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撇开其特定的阶级性质不论,那末,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纠正不正之风,既要严格执行刑法和纪律,惩罪罚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