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日本为何要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

1972年9月,上台执政仅两个多月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何要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匆匆访问中国,并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田中首相访华以前,又是谁充当了类似基辛格这样的角色,他是田中授权的＂特使＂,还是冒牌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又有哪些细节值得玩味？让日本大为尴尬的美国外交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及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然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1952年4月,吉田茂政府同台湾当局缔结了所谓的＂和平条约＂,宣布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展望未来的日中关系

一、日中关系面临的两个问题从整体来看,日中关系自１９７２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特别是１９７８年日中友好条约的签订,使日中两国关系的基础更为巩固了。然而,在其良好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时常给两国关系带来阴影：一个是“战争责任问题”,另一...     

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两国领导人经过四次的会谈磋商下一举实现的.其中日本在野党的对华外交在中日复交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华,为两国政府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促进了田中内阁迅速做出访华实现邦交的决断.     

松村谦三集团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复交以前, 日本自民党政治家松村谦三等为了打破对华关系僵局而结成的政策集团,通过推进对华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两国政府及执政党间发挥了沟通政治意图的管道作用,成为日本保守政治营垒中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贡献最显著的政治势力.松村谦三集团所主张的在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基础上构建长期稳定的对华关系、实现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意图和目标,从根本上规定了其对华政策观的特性和射程.     

“椭圆理论”——大平正芳的政治哲学——读《大平正芳》有感

大平正芳先生的英名,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是广为人知的。大平先生作为当代日本的政治家,曾为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做出过卓越贡献,同时也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中友好睦邻关系而尽心尽力。大平先生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     

日朝邦交正常化的动因、过程与前景

在东北亚国家普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的今天,日朝邦交正常化却迟迟无法达成,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朝邦交正常化历经了马拉松式的13轮谈判,仍然还有"经济协作问题","绑架日本人问题"和"核·远程导弹问题"阻碍着双方建交的达成。当前,日朝邦交正常化进程陷入困境,深刻的历史纠葛,复杂的国内政治,以及紧张动荡的东北亚国际局势都对两国邦交正常化还未解决的三大难题产生深刻的影响,日朝邦交正常化将是两国的一场长期博弈。     

最近的日中经济关系

值此日中邦交正常化15周年之际,有幸蒙《日本问题》杂志刊登拙稿,谨表谢意。 15年来,在两国有关人士的努力下,日中经济关系朝着两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了。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两国间的经济交流更加迅速扩大。然而另一方面,最近日中经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诸如纠正贸易不平衡以及促进对华投资等。从前者来看,目前贸易不平衡的幅度正     

中国面向21世纪的日本研究

中国面向２１世纪的日本研究〔日〕小熊旭今年，适逢日中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值得纪念，值得庆贺。为此，我想借此机会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助事业的有关问题谈谈我的看法。再过３年多，我们将跨入２１世纪。在进入新的世纪后，中国的日本研究状况究竟...     

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述评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学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进行了述评。近十年来,学界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和趋势,研究领域也从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拓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学界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台湾问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日本政党、议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民间交流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     

情系一衣带 继往为开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学术讲演会”及《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纪念专刊》概述

情系一衣带继往为开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学术讲演会”及《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纪念专刊》概述《日本研究》编辑部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为了促进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交流与合作，加深相互间的认识和理解，中华日...     

公明党及其对华政策的演变

公明党作为日本联合政权的一员,对日本内政外交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70年代公明党与创价学会实行"政教分离",90年代进行分化重组。1999年参加联合执政以来,其政党结构成分、国会形象、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自民党的关系、安全保障政策、与创价学会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公明党长期坚持对华友好方针,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架桥铺路,邦交正常化后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关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始终坚持日中友好。近年日本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公明党坚持"中道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与民众一起"的根本方针没有变。公明党的主要政策特征是坚持和平主义和实行民众福利。公明党在今后中日关系发展中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论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意义

论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田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１９５２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前，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虽然对日本采取“间接统治方式”，但日本的内政外交均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控制之下，日中关系的走向基本上也是由美国决定的。１９４...     

“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为了纪念两国关系发展的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与中华日本学会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等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精心筹备了名为“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

在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将日本与中国再次加以对比,可以鲜明地看出各自不同的性格,这便是“经济之日本”与“政治之中国”的对比。 所谓“经济之日本”,不言而喻是指日本战后的经济复兴与今日的经济发展。究其原因,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后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后张香山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后再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以下简称《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周总理在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会谈时提议，我们两国实现正常化是不是分作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田中先生和...     

中日“历史问题”的过程性结构与“历史和解”可能的原理

随着强征劳工受害诉讼案在韩国进入实质性司法阶段,东亚地区清算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责任运动到了决定性转折期。中韩同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伤害过的国家,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关系更饱受"历史问题"周期性发作之苦,中国对日外交似乎也到了考虑设置解决"历史问题"议程的重要关头。通过研究邦交正常化过程和"历史问题"发展史可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的"反省"修辞遮蔽了谈判时对侵略加害历史做出口头谢罪的事实,"密约构造"导致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暧昧化并演变为中日间围绕"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等的"历史问题"冲突。日本的有识之士在当时就曾提出战后处理的若干原则,或可为继续战后处理、实现中日"历史和解"提供启示。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意义

一 根据1972年9月29日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而实现的邦交正常化,不仅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而且客观上也意味着日本向中国和全世界保证,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贯实行的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路线彻底改变为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路线。联合声明中有以下一段话: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该的反     

田中角荣内阁与中日复交

翻开战后中日关系史,人们不难发现,从1949──1972年中日复交,其间经历了23年的悠悠岁月,而从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到9月29日中日发表联合声明,仅84天。这不能不说田中内阁在中日复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由于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支持台湾的外交政策,致使中日间迟迟不能复交。田中内阁之所以改变了历届自民党政府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则是70年代国际局势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日美矛盾加剧,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佐藤(荣作)前内阁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的形势下作…     

后疫情时代的日中经济合作

正1991年8月,日本时任首相海部俊树在"北京政治风波"后正式访问中国,这是西方对华发起制裁后发达国家首脑首次访问中国。海部首相在中国发表的讲演中倡导"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其主旨是日中关系不能从狭窄的、短期的视野来看,而应该有一个广阔的、长期的视角,这样的话日中之间围绕个别问题就能够找到正确的定位,从而将两国关系从狭窄的框槛中拉出来,找到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这种基本想法后来也得到了继承,     

鸠山内阁“推进共产圈外交”与日韩关系

1954年12月10日，日本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上台执政，组成鸠山内阁。鸠山内阁上台以后在对内外政策上同吉田内阁保持一定距离，提出了具有鲜明鸠山特色的“修改宪法”、“重整军备”、“推进与共产圈外交”三大政策。与之同时，鸠山内阁上台以后，也改变了吉田内阁在改善日韩关系方面的消极态度，在改善日韩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态度。但是，鸠山内阁为了尽快使日本回归国际社会，也为了尽快解决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回国问题，最终作出了优先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的决定。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决心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的鸠山一郎，为日苏邦交正常化造势，采取了与所有“共产圈国家”改善关系的对外政策。在这一大背景下，日中、日朝关系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松动和缓和。然而，日朝关系的松动和缓和，触动了韩国的敏感神经，刚刚出现缓和迹象的日韩关系又一次进迅速降温，直至后来的岸信介内阁上台，日韩关系才真正被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