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土地问题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曾被西方殖民者统治三个半世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土地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印尼独立前的土地问题,前此笔者曾在拙作《印度尼西亚独立前的土地制度与村社》一文中详及。本文试图对印尼独立后的土地关系、为争取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政府的土地立法及其进行的土地改革的局限性等作初步论述,希同志     

俄国村社传统与法律文化--1917年前列宁法律思想探要

村社制度是俄国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风俗习惯是其法律最主要的渊源,土地公有定期重分、连环保、集中居住、村社民主、身份等级制、中央集权是其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农民与土地分合运动规律反映了俄国这个半亚西亚国家村社法律文化.列宁早期关于村社制度的法律思想,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法经济学分析

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应该立足我国国情,走符合最广大农民利益的路。在当前人多地少,短期内农民不可能大批转移进城的基本国情下,土地私有化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也不利于土地利益在集体内部的公平分配。现实中农民对地权制度需求的满足离不开集体的存在。因此,明确村社集体对农地的所有权,强化村社集体的经营权,应当是当下土地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     

细碎土地规模化流转的组织技术

细碎土地的规模化流转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但是细碎土地的规模化流转不仅是交易过程,而且是组织过程。只有处理好组织问题,才能保障细碎土地的规模化流转。针对细碎土地规模化流转的组织困境,从组织技术角度探讨细碎土地规模化流转更具有现实意义。“零存整取”和集体协商是两种关键的组织技术：“零存整取”主要解决细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组织化问题,通过中介组织将细碎土地改造成规模土地并进行差异化流转;集体协商主要解决相关主体的组织化问题,重点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从而推动“零存整取”方案的实现。村社组织的组织体系、社区关系和制度存量为组织技术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应更加注重村社组织在细碎土地利用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妇女由于婚姻迁移而导致的集体成员身份变化,在再次产权界定中,她们的土地权利面临不确定性。目前保障妇女土地权利的机制,包含了法律、村社集体土地制度安排及妇女个人行为等方面。在目前制度背景下,各种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弱化了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保障力度,为此,提出了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措施。     

重新认识西双版纳份地制及其在古代东方专制制度研究中的意义

西双版纳土地制度直到解放前依然保持着封建农奴式的村社制,因而它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是毫无疑义的,但与中国古代奴隶制度的关系,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对古代东方专制制度的认识却是颇有争议的。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指导下,重新理解西双版纳土地制度的意义及对古代东方专制制度的启发意义。     

论中国农民成员权

中国农民成员权是指由中国法律制度确认的,有农民身份者在村社集体关系中享有主体地位和利益份额的法律资格。中国农民成员权是特定范围农民的群体性权利,可使集体权益回归农民,维护村社组织本旨,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在私法中,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安排主体制度,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安排客体制度,通过成员权衍生权利体系展现权利内容。同时,按照法定程式行使成员权,并依据多种意志共治实现成员权变动。     

古代印度土地所有制及其历史启示

古代印度的土地制度是村社或国家所有,实质是王有而不是奴隶主个人私有。古代印度的农村公社,同样经历了共同耕作到各个家庭长期使用的发展阶段。古代印度属亚细亚生产方式。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结平衡账”：农户主导型农地确权模式探索

在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供给往往会被农村基层组织创造性地使用,使得确权实践体现出一种村社内部“结平衡账”的现象和功能,即基层组织通过召集村民多次开会研讨、民主协商,兼顾村社内部已经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最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土地确权方案。如此,不仅完成了国家“自上而下”要求的土地确权任务,而且也实现了农民“自下而上”要求理顺村社内部关系的目标。村社共同体内部成员构成的不断变动与我国农村地权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矛盾,是需要进行以土地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结平衡账”的关键原因。村社内部“结平衡账”机制是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乃至国家涉农政策下乡过程中的诸多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元代的村社制度

元代的村社制度仝晰纲元代社会的基层组织是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结成的民间乡村组织，故称为村社。它具有农村民众互助和政府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性质，在中国古代乡村制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一、村社制的产生和实施元朝入主中原前，北方处在金朝统治之下，其基层组织是坊...     

井田制与贡、助、彻

井田制是夏商周时期将土地划为方块田并定期进行分配的田制形式.它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村社成员多层次复合所有.在赋役制度上,夏行贡法,商贡助兼用,周行贡、助、彻.无论井田制还是贡、助、彻,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不但各自有制度变迁,相互之间还有制度关联.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原因与结果

关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一直是俄国历史上一个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斯托雷平其人及其改革一直存在着误解,以“六三政治”和“斯托雷平的领带”来全盘否定斯托雷平的政治措施,以解散村社的成效甚微来否定其土地改革。本文主要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远因(村社对经济     

土地何以成了农民的权利问题

在我国户均不超过0．667公顷（10亩）的小农经营条件下,农民个体土地权利的扩大,也意味着村社集体土地权利的弱化;而村社集体土地权利的弱化,又可能使得农业基础条件更难改善,农户的农作更加艰难。文章分析了分田到户以来农村土地问题逐步演化为农民权利问题的逻辑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增加与农民陷入农业生产困境的内在关系,认为,给村社集体一定的调整土地利益分配的权利是～件造福农民的基础工程,也应该是我国未来农地政策的必然选择。     

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研究

乡村少数民族社区制度建设总体上与全国农村的制度建设同步,但在实际运作中的少数民族乡村社区其制度建设发展滞后,主要表现在乡镇与村社关系不同程度的易位：一是乡镇对村社管理越位。表现为乡镇政权习惯用行政化的手段干预村社自治与村社之间的关系带有较强的传统制度色彩。二是乡镇管理缺位。乡村民族社区长期处于封闭的＂二元＂体制下,面对全面开放和乡镇权利回归的大形势,乡村民族社区在制度、思想和能力等方面都缺乏应对准备,致使乡村治理与服务功能出现紊乱和缺失。三是乡镇管理错位。在一些民族社区,特别是资源丰富和发育程度较高的社区,与乡镇的关系呈现出强态势,乡镇的权力被虚置,出现乡村关系倒挂现象。笔者认为,乡村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真正赋权乡镇政府,实现越位＂回归＂;二是发展民间组织,特别重视发挥传统民间组织的作用,三是创建多中心网络结构体制和以农民为中心服务运作机制。     

土地流转意愿与后果简析

土地流转是目前政策部门关注的焦点问题。土地流转涉及三方面的主体：土地流出方,土地流入方．村社集体。文章从用于农业经营的土地流出方和流入方的流转意愿,及土地流转可能造成的后果方面．对农村土地流转作了简要分析。     

东亚地区政府作用形成的社会结构

本文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 ,指出在东亚地区 ,政府之所以能以有效的方式干预经济 ,是与东亚地区独特的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东亚地区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表现在土地国有化及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 ,个人对群体的高度依赖 ,以及村社之间的分散和孤立状况 ,从而决定了国家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由于东方独特的社会结构 ,使得高度集权的政府在东方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的考察揭示了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及发展道路 ,为今天东亚地区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     

略论我国奴隶主土地国有制向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转化(讨论提纲)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它是夏商西周三代奴隶主土地国有制的广阔率础,是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春秋时代,在作为“普遍奴隶”的广大村社成员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推动下,生产力不断发展,农村公社日趋解体,逐步转变为个体小农的乡村,奴隶主土地国有制也相应瓦解,产生了作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的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以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战国时代,新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普遍确立,农村公社逐渐变为历史陈迹,但其影响却在各个领域长期存在并留下不少曲折反映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