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利新辨”中问世的扛鼎之作——评《社会主义义利观——面向21世纪的价值选择》

义利之辨，古已有之，延续数千年而未有穷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道义和功利、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问题的看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价值导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对义利问题各抒己见，并展开不同形式的论争。重新活跃起来的义利之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在世纪之交的“义利新辨”。现阶段明辨义利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于引导人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建设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虽然有不少探讨义利问题的文章见诸报刊，但从新的广度和深度上系统完整地研究社会主义义利观的…     

义利之辨新释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之辨进行了探讨和争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义利之辨的反思，结合现实，就义利之辨谈点看法，如有不当，望加以批评指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当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创始人孔子，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道德教化。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义”成为君子的内在本质，把社会外在道德内化为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义利关系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都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因素,但在超越传统义利观的同时,他们的义利观又各有特色。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人生焦点。从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义利之辨纷争不息,源远流长。粗略考察,义利之辨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     

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义利之辨的困境与出路

义利之辨和其他判断一样,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换言之,义利之辨有两种基本模式: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义利之辨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在理论上催生了其极端形式:道禅两家既不重利、也不崇义,把义利之辨由虚无推进到涅槃,从而否定了义利之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义利之辨的寂灭只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相,透过幻相就可以探求到它潜藏着自由法则的重生因素。义利之辨的先天综合判断扬弃了其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完成了由自然法则向自由法则的历史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综合并超越了功利论和义务论。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两种意义上的历史概念与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提出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其前提是对“历史”概念的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广义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构成历史的两个方面。狭义的“历史”是指人们的历史存在。即人们的物质活动,社会存在。马克思曾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历史”概念。“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如果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狭义的,是指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如果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广义的,是指从人们的历史存在出发来解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本文认为,只有把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理解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变苹的实质。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儒家义利观浅析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其造说于先秦诸子,儒、墨、法三家犹重(道家崇尚自然,而“义”“利”均属人为,故同为道家所不齿)。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家各派的义利观亦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儒家重修养,强调个人心理上的和谐平衡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求重义轻利,反对“以利害义”;墨家重“利”,同时也贵“义”,他们     

论墨家的价值衡定与选择

墨家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特色十分鲜明。在义利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义利统一;在公私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大公无私;在义生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义贵于生。在价值选择问题上,墨家提出了“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选择原则,构成先秦诸子价值观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     

孔子义利统一的思想

<正> “义利之辨”是先秦思想家谈论较多的问题之一。老庄倡导“无欲”,弃利;杨朱不以一毛利天下。他们的观点都各执一端,未免失之偏颇。而孔子能够比较全面地对待义利问题。本文就孔子的义利思想谈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读者。一、重视人的利欲孔子重视人的利欲和物质财富的增殖是与他的人性论思想密切相连的。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貨》,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人的本性具有共同性的东西。由于后日的习染不同,因而才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多是表现在人们社会地位和思想品德的高低方面,所以孔子十分重视人的后天学习和教化。孔子人性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对人的重视。《论语》中说,“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说明孔子首     

孔子义利观再议

在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 ,我们认为 ,其义利观的思想内涵尤为精湛。一、孔子义利观的基本内容义利问题 ,或义利之辩 ,在孔子之前就早已有之。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道德思想家和实践家 ,孔子对义利问题给予了充分重视 ,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义利思想体系。对于义利的含义 ,孔子认为 ,“义” ,指道义 ,即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利” ,指功利 ,即人们的物质利益。在义利的关系问题上 ,孔子认为 ,义利既不可分割 ,又以义为先 ,以义制利。要求人们在谋求利益时 ,要符合道义 ,见利思义。依据上述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 ,孔子形成了自己的先…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地主经济与汉代社会经济结构

关于汉代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问题,史学界正在开展讨论,意见很不一致。这些意见大体上分为国有经济说、小农经济说、地主经济说。笔者同意地主经济说。“经济结构”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从狭义上理解,即何种所有制形式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由于地主经济在汉代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它便构成了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此外,主张汉代为奴隶社会的同志,以为榨取耕奴剩余劳动的形态,是汉代的经济结构。笔者就此已有另文加以评论,不再赘述。     

论崇义兼利

论崇义兼利江锡华“义”和“利”作为伴随人类社会必然产生的一对道德范畴而引起所谓的“义利之辩”，是古今哲人共同探讨但又悬而未决的干年论题。“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①“学无深浅，并要辨义利。”②从主观上讲，不同的观点缘于其哲学观、人性观上的差异，见仁见...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商业伦理价值

一商业实践的价值论是对人生理想和商业实践本身存在的意义的认识，儒家对体现商业实践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①一方面，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     

“义利之辩”与两个文明建设

义利之辨,是我国古代思想界争论了二千多年而未有定论的理论悬案。其影响所及,令今天的人们也为之思索再三。 古代所谓义,一般指与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经     

先秦儒家义利观小议

<正> 先秦儒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是主张以“义”为重的。但却并未象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更没有以义来否定、压制人们对利的正当追求。先秦儒家承认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之本性的一个方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     

当代中国的义利之辨与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

中外伦理思想史一再证明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每当社会变革时期,就会出现“义利之辨”的激烈论争。只是由于各个社会变革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义利之辨”的内容、性质及其理论形式各不相同罢了。当今中国的“义利之辨”就是在社会主义自身经济变革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实质就是在选择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