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兴起前的乃蛮王国

十世纪初,契丹(947年改称辽)兴起,开始西向发展。由于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漠北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居住在漠北的仅是总称为“阻卜”,然而却互不统属的部落,因而,契丹得以很快使这些漠北部族归属自己,但辽代初年“阻卜”部落仅是表示臣属,并没有真正处于契丹的有效管辖之下。从景宗保宁三年(971年)任命第一任西北路招讨使起,辽朝极力加强对漠北各部的统治。直到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镇州、防州、维州三州建成后,辽“开境数千里”(《辽史·萧韩家奴传》),对漠北的统治大大巩固。 除了镇抚漠北各部的活动外,辽朝似乎也曾有更往西发展的企图。穆斯林史料中记载到:1024年,契丹和回鹘使者来到加兹尼朝廷,希望在其与喀喇汗王朝的斗争中得到加兹尼王朝的支持。     

游牧部族迁徙与其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关系——以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为例

汉唐时期,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游牧部族相继入主漠北草原而后迁离,使得蒙古高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游牧部族不仅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变更,在社会组织形态上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迁入、迁离漠北草原的活动相应,这些游牧部族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为草原部落大联盟,再到联盟体彻底溃散的变化过程。     

府州折氏与辽的关系

鲜卑族裔府州折氏在政治上的崛起,与五代中原王朝和契丹族的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相连.正是在辽朝的军事高压之下,折氏迅速成长为一支藩镇力量,并依托中原王朝的支持,继续抗辽守边.折氏与辽的多次军事冲突,其性质既夹杂着北宋王朝与辽王朝(辽与北宋)征服与反征服的影子,也有折氏为保护所辖党项部族、保境安民的努力和责任.总体看,府州并不在宋辽冲突的主战场上,而自澶渊之盟后,折氏与辽王朝的西南面招讨司从此再没有大动干戈.     

金朝西北部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族、糺制度研究

金朝对西北地区驻牧的契丹等游牧民族,保持原辽朝的社会组织形式——部族、糺,对其进行统治。“糺”偏重军事,部族侧重于生产,皆为金朝分番守边。金朝任命的部族、糺长官女真人多,契丹人少,下属官员则以游牧部族的本族人为主,在强化统治的同时对游牧部族实行因俗而治。海陵王末年爆发了大规模契丹抗金斗争,在平叛之后,金世宗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契丹人的措施,但仍未能完全阻止契丹人反抗女真统治的斗争。     

黠戛斯南下和北归考辨

本文论证了 84 0年以后黠戛斯依照先西部后东部的战略布置 ,分阶段经略东部天山地区和漠北高原 ,以期成为游牧各部族新的宗主的历程 ,得出正是 9世纪 60年代初兴的仆固系北庭回鹘 (高昌回鹘汗国的前身 )将黠戛斯分别从东部天山地区和漠北草原逐回叶尼塞河上游故土的结论。     

试论成吉思汗用兵西夏的战略意义

十三世纪初,蒙古部乞颜氏酋长铁木真,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击败了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南起阴山北麓,北至贝加尔湖的漠北草原各游牧部落,于一二○六年创建了蒙古汗国,结束了漠北数百年的分裂历史。成吉思汗所统治的漠北地区,“隔以山谷,雍以沙幕”,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得生活极需的农产品及其他更多的物资。为了满足经济上的需要,代表草原游牧贵族利益的成吉思汗,乃向四邻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战争。正当成吉思汗统一了漠北,向外扩张之际,在我国漠南、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正处于几个封建政权同时并存,相互掠夺、连年征战的分裂时期。在黄河流域,河套以西有党项拓拔氏建立的西夏国,河套以东,先是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辽国,后有女真完颜氏建立的金国;在今     

辽代群牧制度源流考论

群牧是辽代经济结构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契丹族以鞍马为家,车帐为室,四时游牧,其日常生活,兵马军需,无不与畜牧业有关。因此,辽代的群牧制度是契丹族畜牧经济史和辽代官制史研究中较有意义的课题之一。本文拟从群牧制的源流入手,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畜牧业是契丹族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契丹族早期主要游牧在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为中心的草原地区。从目前可见到的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分析,在契丹族早期社会经济结构中,尽管存在着农业因素,但畜牧业始终占据着主导位置。大量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契丹人的墓葬中,游牧器具的数量和种类都比较多,在一些契丹人墓葬中发现的壁画中,都对契丹人的游牧生活有具体的描绘。然而,     

“草原丝绸之路”—亚欧大陆草原通道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

1 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就与游牧于泾、洛水以西和以北草原地区的诸戎、狄部族之间有了频繁交往联系。周武王伐纣后建都洛阳,后又迁都于丰镐时,西北和北方的戎、狄诸游牧部族,派遣入贡使者,驰命走驿,前来中原的洛都、镐京等地,“以时入贡,命曰‘荒服’”。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诸游牧民族大举内迁南下,在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黄河流域地区,形成戎、狄诸族与华夏族犬牙错居的局面。当时,分布在蒙古高原地区的诸游牧部族,通过迁徙在内地的戎、狄各部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在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有     

契丹民族鸡冠壶的文化诠释

鸡冠壶是辽代契丹族的特色器物。鸡冠壶带给契丹人游牧生活的回忆,也是游牧因子虚化的结果,鸡冠壶随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定居生活而出现,给予他们精神的寄托,凝聚着契丹人的民族感情。     

辽代“特区”与“一朝两制”述论

耶律阿保机平定诸弟之乱、统一契丹各部后,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奴隶制国家。在契丹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过程中,其“特区”与“一朝两制”制度值得深入研究。　　一、辽代的“特区”—东丹国　　耶律阿保机建立的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奴隶制国家,在其本土,契丹族大都过着游牧流动的生活,畜牧业是其主要生产部门。建国后,耶律阿保机率部陆续征服周边许多邻族,以粟末为主体建立的渤海国也未能逃此厄运,公元926年渤海国被灭亡。面对较为先进的渤海国原有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对照比较落后的契丹族奴隶制体制,阿保机决定在…     

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就离散的时间、内涵及目的与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诸名家商榷

北魏离散部落开始于登国元年(386),即《魏书·官氏志》“登国初”的记载是可信的。被离散的对象包括被征服部落、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其范围基本上是北魏境内所有的游牧部族。它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将游牧部落分解为若干小部分,使原来的君长大人变成了国家直接统治下的、有服役纳税法定义务的地方基层官员。它没有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并随北魏的军事征服逐步推行。北魏离散部落不仅削弱游牧贵族的势力,加强国家对他们的统治,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把游牧部族纳入了封建制轨道,加快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

生态环境与民族习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对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畜牧相关的习俗文化 ,山 (林 )水(畔 )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渔猎相关的习俗文化。而受辽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而多雪的气候条件的影响 ,又使契丹人的习俗文化生发出了许多与气候特性相关的“特质”内容 ,使其更具地域性特征。     

论克烈人与西夏的关系

众所周知,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搜集了大量资料,证明了《辽史》中所记载的“阻卜”,在其他史籍中均被称为“鞍题”（达旦、达但、塔塔）。①而冯承钧先生则通过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辽金时代的阻【、,至少包括札刺儿、克烈、塔塔儿等部落,或者兼有主儿勤、乃蛮等部落。辽代的北阻卜就是克烈部。②陈得芝先生则根据新的资料证明了阻卜p达旦,并且辽代人本身也称当时漠北的部族为达旦。他指出：《辽史》中有“北阻「”、“西阻！、”、“西北阻卜”、“阻卜札刺部”等等名目,可见“阻卜”（达旦）一名是对西北边境诸部族的总称,它包括许许…     

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进现象考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大凡文明较低的民族在征服了文明较高的民族之后,征服者的文化往往被文明较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这是一般通例。但回鹘之历史演进却与之迥然有别。回鹘于9世纪中叶由漠北迁入西域后,不仅征服了文明较高的当地民族,而且以较低的文明同化了文明程度比之高得多的汉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于阗人,形成了独特的逆演进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稀见的逆演进现象,原因在于不论是在漠北还是西迁后,回鹘的经济都具有农牧业并重的倾向,形成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的二重性特质,这些特质使回鹘文化更富有弹性,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成就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宗教契机探微——论高昌回鹘王朝宗教演变之原因

几乎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没有信仰过宗教,也没有哪个现代民族从来只信仰过一种宗教。有些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些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有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宗教信仰。维吾尔即隋时之韦纥,唐时汉释作回纥,后又作回鹘,其在早期历史上社会宗教信仰,向极自由。初居漠北时期,为一草原游牧部族,故宗教信仰亦为其他此方草原游牧部落相同,崇拜自然灵     

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的民族融合

辽金元时期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三次大融合的时期①。在东蒙古地区②，经过辽金元时期几百年的民族杂居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民族融合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其融合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受统治民族强制性的影响而少数民族化趋势，一种是汉化趋势。（一）少数民族化趋势一、辽代的契丹化趋势在辽代，契丹族是统治民族。契丹族对以奚族为首的游牧民族和以汉人、渤海人等为首的农业定居民族，采取了不同的民族融合方式，以达到契丹化的目的。首先是对与契丹族经济类型相同的游牧民族，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奚族与契丹族同属游牧狩猎经济类型，…     

蒙古克烈部族源考述

关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草原强大部族克烈部的族属,学界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对于该部族源,不能妄断他们就是原蒙古人胤嗣或是突厥、回鹘(纥)人后裔,其原因就在于此部所包含的部族成分极为复杂,主要是较早移居漠北草原的“九姓鞑靼”,即在政治上统括留居漠北的回鹘人和其他突厥人余部后形成的复合群体;“克烈”这一名称,应源于漠北地名“哈喇和林”。     

关于契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

四时捺钵制是契丹(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保留的一项特殊制度和文化习俗。四时即指一年中的春、夏、秋、冬。捺钵亦称纳巴、剌钵等,指辽朝皇帝贵族们所从事的与契丹民族游牧习俗相关的行在、营地迁徙和游牧、渔猎等活动,是在辽朝初期“因俗而治”的二元政治体制下的客观延续。阐释捺钵的本意、捺钵文化形成的原因、性质、具体内容以及契丹捺钵文化对女真、蒙古、满等各族的影响,可以加深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和理解,从而增进对契丹辽史制度文化的理性认识。     

契丹境内党项部落的分布

契丹境内,诸族混杂,东北、西北、西南三边所存之民族问题极令人头痛,而党项问题亦是一个迄未解决的难题。由于《辽史》记载缺略,契丹境内党项部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尚无法知其底蕴。本文主要意图即想搞清党项部落在契丹境内的分布,并对史料中记载较为混乱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证。一要了解契丹境内的党项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唐古”这一词的含义。唐古是不是党项?为什么在《辽史》中既称“党项”,又称“唐古”?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曾说过“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最早提出了唐古即党     

辽代对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地区的开发和利用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地区在辽代以前一直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游牧之地,辽建国后,该地区一跃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中心。契丹族所建立的辽王朝的都城上京,就位于现今巴林左旗地区林东镇南郊。最迟至公元１００７年辽圣宗把都城迁往中京以前,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