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收入差距缩小的条件——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经验

本文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出发,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经验中关于收入分配与发展阶段关系的成果,评述了相关的发展模式及其得失,探讨了随着经济增长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条件,指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再分配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对收入不平等容忍程度的降低,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必要务件.本文特别揭示和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阶段特征,强调了劳动力更加充分流动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世界·中国·长三角——未来二十年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研究

本研究报告从世界经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中国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研究视角,研究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在未来20年可能处于的大环境.研究的初步结论表明:未来20年期间,世界经济将处于康氏长周期的衰退一萧条一复苏期;中国经济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长三角地区的上海都市经济圈有可能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纽约都市经济圈的世界第二大都市经济圈.浙江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环境将处在一个不确定性增加且多变的时期,正视危机,抢抓先机,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关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

中国在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大部分经济体会在这一发展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以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分析和阐明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动态地满足这些条件。     

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以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为主线,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点,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文章首先结合国家样本和国际经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经济转型路径,包括平衡需求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等。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

本文讨论了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新特征和新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其次,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速并将持续,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第三,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以及扩大消费,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其竞争力。最后,本文从改善收入分配、中西部地区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的再解释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合时宜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福利赶超"。严重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主导因素,部门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加剧了社会冲突,进而吸附绝大部分社会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制度改革迟滞或缺失导致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政策研究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亦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鉴于金融与经济的强相关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对一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分析金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金融体系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从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与包容性产业创新

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转型缓慢、收入分配失衡、需求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因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来完成跨越。但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不能割裂,转型阶段的中国应采取包容性产业创新的模式。为实现包容性产业创新,需要通过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达到以上目的。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中国收入优先增长中的结构优化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实施收入优先增长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要从总量增长角度进行考虑,还要从结构优化方面进行分析,即中国的收入优先增长主要是应该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提高财产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来实现。考察典型的高收入国家美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其长期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应能对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从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自身特征和运行规律来看,在中国实施收入优先增长的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在短期是应该的,但难以作为长期举措。财产性收入增加是收入优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放任财产性收入过度膨胀,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应该成为中国收入优先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国际经济环境演变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

国际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因为内部改革,而且也有外部国际环境的因素。东亚经济奇迹发生在冷战阶段,冷战使得这些经济体毫不费力地进入整个西方市场,同时又赶上了后来的超级经济全球化时代。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很不一样。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迹象,例如官员腐败、社会分化、极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断出现、各种犯罪率居高不下、环境生态危机不断,等等。在国际层面,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结构性深度调整期。西方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而周边的外交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稍微不慎就会发生重大危机。中国对内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对外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两个陷阱在目前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营造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国中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影响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绝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但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较,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不大,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的状态和变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助推经济资源"脱实向虚"和资本与人才外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作用,中部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阶段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

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不同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性质存在着差异,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状态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农富城穷"型、"农穷城富"型和"农城均富"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农富城穷"型;诸多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属于"农城均富"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属于"农穷城富"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长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经历不同性质或者形态的转换,从最终的趋势来看,会经历由"农穷城富"型向"农城均富"型、再向"农富城穷"型转换的过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何种状态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各自性质的差异反映了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长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性质演变的规律性.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要素短缺还是制度束缚?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挑战。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理论视角:新古典视角与制度分析视角。新古典视角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要素,"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在于支撑增长的核心要素不足。这一解释略显褊狭与静态,无助于理解当前面临的困局和启发改革的思路。制度分析视角则主张,经济绩效与要素供给最终都受制度安排驱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制度陷阱",支撑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之后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解读现阶段增长趋缓的问题,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进一步进行制度改革。     

中国和平崛起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2017年中国GNI达8863美元,估测2028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赶超美国,2023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中国和平崛起筑圆中国梦,使中国实现"弱中国"向"强中国"演变,但这也引起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研究表明,中国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意图、行动基因、思维范式,其原因在于:中国始终秉承和平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和平崛起需凝心聚力解决国内重大发展问题,中国践行"利益共融"全球治理理念和坚持互利共赢、和衷共济的国家意志,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中国梦"和"世纪梦"伟大实践的典范。"强中国"演变提高了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风险的能力,合作博弈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加快形成,中国在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实现与超级大国之间利益平衡,这些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使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见解

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逐渐凸显.借鉴世界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可以相信能够创造"中国之谜"的中国也能通过采取建设有效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深化制度改革与创新、发挥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等应对措施,成功跨越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