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十万颂大圣般若波罗密多经》考论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敦煌古藏文写经卷23件,包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2件和《十万颂般若波罗密多经》(第1函第48卷)1件,均系单面手抄经文,多数经卷题有抄经人、校对人和复校人,这批珍贵的经卷是四川地区首次被发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但由于诸多原因,尚未能对这批珍贵的敦煌古藏文写经卷进行系统研究。因此,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对其中的《十万颂般若波罗密多经》(第1函第48卷)进行整理研究,以填补空白。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下)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经351件,其中T0001-T0032为卷式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33-T0351为梵夹式藏文写经<十万颂般若经>.目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较汉文文献研究薄弱,但敦煌藏文文献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在刊发32件卷式藏文写经的基础上,又整理研究了另外的319件梵夹式藏文写经.从写经的流传、问世年代到每件写经的题名、首题尾题、外观、杂写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录,希望对学术界有所裨益.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梵夹装藏文写经考录(上)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经351件,其中T0001-T0032为卷式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T0033-T0351为梵夹式藏文写经<十万颂般若经>.目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较汉文文献研究薄弱,但敦煌藏文文献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在刊发32件卷式藏文写经的基础上,又整理研究了另外的319件梵夹式藏文写经.从写经的流传、问世年代到每件写经的题名、首题尾题、外观、杂写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录,希望对学术界有所裨益.     

敦煌藏文写卷P.T.972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敦煌藏文写卷P.T.972号最早由噶尔梅·桑木丹所关注,成为论证吐蕃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宗教信仰的论据。之后,石泰安、沙木等学者对此文本的性质,以及其中出现的“外道苯”(■)所指提出疑问,石泰安更是将其定性为译自汉文的疑伪经。但以上学者均未关注P.T.972号写卷的传世本《圣树木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藏族学者对《圣树木经》疑伪问题的讨论,并将其与敦煌藏文P.T.972和P.T.950号写卷进行对勘,可知P.T.972应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应是汉文语境中“邪师”或“占卜师”的对译,而不是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外道苯,不能用其论证吐蕃时期“■”是独立于佛教之外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这也是《圣树木经》未收入《甘珠尔》任一版本,而编入《陀罗尼经集》的原因所在。对勘发现,从敦煌本到陀本中的《圣树木经》,文本发生了变化,后期增补了部分内容,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其作为伪经的特征之一。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数条关于吐蕃与vjang关系的记载,分析这些记载,并将这些记载与《南诏德化碑》、《云南志》及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对照,可以认为写卷中的vjang只能是唐代割据云南一带的南诏。     

“吐蕃三律”试析

“吐蕃三律”系指选自《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71号、P·T·1073号和 P·T·1075号三份重要的吐蕃时期的律例文献.其名称分别是:《狩猎伤人赔偿律》(简称《狩猎法》)、《盗窃追赔律》和《纵犬伤人赔偿律》。 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资料佚失,加之语言文字方面的隔阂,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对藏族地方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吐蕃三律的发现,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试论渤海的地方统治体制(下)

三、渤海的地方行政机构从前引《新唐书·渤海传》的记载可以确认:九世纪前半叶,渤海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府和州。有关府的设置年代,《续日本纪》卷三四,光仁天皇宝龟八年(777)正月癸酉条记载渤海遣日使从“南海府吐号浦”出航;州的设置年代,同书卷二一,淳仁天皇宝字二年(758)九月丁亥条记载渤海遣日大使的职衔是“木底州刺史”,而“玄菟郡刺史”则见于同书卷二二,淳仁天皇宝字三年(759)十月辛亥条。这些,都应在第三代大钦茂时代(738—793)。     

藏汉佛典对勘释读之四——《佛说阿弥陀经》

一、解说《佛说阿弥陀经》汉本收入《大正藏》№366,367号;藏文本题为;梵文本作:Sukhāvat: -Uyūha-sūtra; Amitāyur-Uyūha Sūtra。以上三种文本均见重于当世。汉文本亦称“小无量寿经”,简称“小经”。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经。一般认为在公元1—2世纪时,印度贵霜王朝时期已经有此经在犍陀罗地区流行。汉文本最早为鸠摩罗什译,一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再译,题改为《小无量寿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 P.T.239解读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许多写卷写的是与苯教丧葬仪轨有关的一些仪轨故事。本文将对反映吐蕃苯教丧葬仪轨佛教化的敦煌古藏文写卷 P.T.239(背面,以下不再注明)作解读,并对这写卷的历史背景稍做探求。笔者深感这项研究的重要,虽功力不够,仍勉为其文,恳请大家批评指正。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法国老一辈的藏学家石泰安先生曾对 P.T.239作过解读,1970年他发表了专文《一份关于西藏苯波丧葬仪式的古代文献》(Stein,1970)。他     

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读物研究——以中村不折旧藏本《古太公教》为中心

文章以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一件藏文写本为中心,结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对该件中村不折旧藏本全卷以及P.T.988号的后半部分予以转录、翻译,并探讨3篇藏文文献的价值、翻译风格以及与《太公家教》等敦煌汉文写本童蒙读物的关系。     

小月氏和尉迟氏(上)

一大月氏被匈奴驱迫西迁时,其中一部分遗留在今甘肃省西部,寄居于南山羌。“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在《汉书卷九六上》也可以看到相同内容的记载,仅:在“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一段     

敦煌吐蕃文书中的“人马盟誓”情节新探——IOLTibJ731藏文写卷研究释例

敦煌藏文IOL TibJ731号写卷中的“人马盟誓”情节,是《家马与野马分化的历史》整个故事内容的枢纽,不仅折射了吐蕃盟誓传统的初始形态,而且反映了苯教丧葬仪轨中有关生死的观念.文章重新转录和译释了“人马盟誓”段落,并将其与纳西族东巴经《献冥马》作了文本沟通,另对其中的誓词和盟誓仪式作了语词和文化解析.     

敦煌回鹘文写本综述

本论文中所提到的回鹘文写本均来自敦煌东南的千佛洞第17号洞(中国的正式编号)或莫高窟。在第17号洞中收藏的古突厥文写本的总数绝不会超过50多卷。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一卷是用摩尼教文字写成的,有两卷或3卷是用吐蕃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写本,有4卷是用如尼文写成的,至少有39卷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在现今已考证清楚肯定出自该藏经洞的回鹘文写本中,有一卷是关于两王子本生事的伯希和敦煌写本P·3509号册子卷,已相继由克莱芝·于阿尔、伯希和与笔者本人发表,我于1971年将之刊布于《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     

辽代的拔悉密部落

11世纪上半叶,金山地区的部族活动情况与稍前时期相较,已有明显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如下事实上;原服属于回鹘、黠戛斯或因这些部族的强大而为人忽略的土著部族又活跃起来,在不同的史籍中留下其活动的记载。其中之一,便是唐代即已著名的拔悉密部。 关于唐代的拔悉密(拔悉密、拔悉弥),最基本的史料为《通典》卷200,《太平寰宇记》卷199,《新唐书》卷217,以及伯希和1283号敦煌藏文文书《北域诸君王统志》。对这     

一份新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文书(下卷)初步解读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涉及历史、宗教、法律、文学、经济、历算、占卜、谚语、译文、词典等,唯独从未发现沿革意义上军事文书。去年《中国藏学》第3期发表了2013年在拉萨最新发现的一份敦煌古藏文吐蕃兵律写卷的部分内容,本文将介绍该写卷的余下部分,目的在于为学界提供一件较为完整,而且极有价值的吐蕃兵律史料。文章对写卷涉及的一些吐蕃兵法律例的解读仅为初步、粗浅,仅为抛砖引玉。     

吐蕃藏文针灸图释

唐代是吐蕃医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以后形成藏医体系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因此,对于吐蕃医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藏学界的高度重视。今日研究吐蕃医学,由于当时的文献留存于今日者极少,故多以唐以后的藏文史料为据,就以常用的玉脱云丹贡布的《医方四续》来说,亦非当日之真迹。自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问世之后,使我们得以一睹吐蕃医学文献原貌,从而为深入研究吐蕃医学开拓了新的前景。这类文献笔者所见有四篇,分载于法国巴黎影印本《藏文文献选集》(单页集装)(二卷的P.T.1057号,P.T.1044号,一卷的P.T.127号)及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影印件(India,office,56卷57号)。这些珍贵的文献均为文字资料,亦     

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伯希和敦煌古藏文写本第１１３４号《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文学〉ｌａ》和纳西族东巴经《献冥马》作了较为细致的比较研究。并以汉文献中有关马在藏族、纳西族宗教生活中的作用和留存至近现代的各地纳西族民间习俗与两种古籍所反映的内容相印证,对进一步探究敦煌古藏文写卷的内容和历史上苯教与东巴教之间的关系作了独到的探索。     

有关“白衣天子”札记

在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张氏归义军的后裔张承奉在敦煌执掌归义军政权并随后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正史中有关这一史事的记载,仅在《旧五代史》吐蕃传部分有：“沙洲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新五代史》吐蕃传部分亦有相同的话。此中的张奉即为张承奉,新旧五代史中称作张奉是为了避后汉隐帝（948—950年执政）刘承钧的讳。敦煌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白衣天子张承奉的记载,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自衣天子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这些有限的文献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