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象董狐、南史那样先秦时代史官,记述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迴护的优良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断绝。史官当然也因此而获罪。史料可考的,如苻坚的母亲早寡,引将军李威为男宠,“史官载之”。苻坚在起居注和著作郎所写的纪录中看到,既惭且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由于执笔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才作罢(《晋书·     

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

史馆修史是唐宋以来我国古代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史馆制度是从古代的史官制度演化而来的。据《周官》所记,周代就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史的职掌范围很广泛,不仅掌管记言记事,而且兼有政治和宗教迷信方面的职能。汉武帝时设立太史令,“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①,到魏明帝太和年间,在中书省设著作郎,则专掌修史了。从这个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史职日趋专门化的倾向。一般认为,东汉时,聚集史臣于兰台及东观,编修     

孔子的史学思想——兼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观点

古代,“学在官府”,史书都由史官写成。相传孔子根据鲁史记《春秋》修成我国第一部历史著作《春秋》,实开私家撰修史书的先河。对我国后来史书分官修和私撰两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通过对春秋历史事件的评判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司马迁曾指出:“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     

试论三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

秘书监、著作郎等职,均非三国时期新出现的职官机构,但在三国时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过对这些职官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时期图书编撰出版事业发展情况的认识。     

浅议作为概念的“官修”与“私撰”

对"官修史著"与"私撰史著"两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设定,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本问题。笔者以前贤之说为基础,提出"官修史著"是指官府以一定方式编纂的历史或史学著作。其外延为一切因受到官方命令而编纂的史书。"私撰史著"是指并非基于官方的命令或委托而编纂之史著;其外延为官修史著以外的一切史著。史著修纂主体是否为官方,是区别两者的唯一标准。     

论南朝赠答诗性情与声色之关系

南朝赠答诗是南朝诗歌中抒情性较浓的代表题材之一,其在“性情”与“声色”之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性情显于声色者、性情与声色交融者、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者。这些特点与当时重文尚文,以诗歌作为仕进手段的文化背景,以及后期士族狭小苍白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西夏赐姓李氏考

西夏赐姓李氏一事在《宋史》、《辽史》和《金史》中记载不同,《宋史》载两次:唐贞观年间和唐末僖宗年间;而《辽史》、《金史》仅载一次,即唐末僖宗年间。史书对此记载有所出入与史书作者生存年代、王朝修史方式、史官态度以及西夏王朝自身的因素等不无关系。因此,对此加以考证,读史者在阅读史书时讲求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十分必要。     

论南朝史书杂采奇闻轶事的叙事方式——以南朝范晔《后汉书》为例

南朝所撰正史,喜好采录琐事异闻入史,成为一大鲜明的叙事特色.以<后汉书>为研究对象,分析南朝史书杂采奇闻轶事的叙事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南朝史书的叙事内容,给南朝史书叙事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对全面展现这一段文学史发展的风貌,促使史书编撰者提高叙事艺术水平,具有一定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解读《玉台新咏序》

本文认为,徐陵《玉台新咏序》是一篇标准的“序作者之意”的序文,并无不可信之处。认真解读序文,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玉台新咏》一书的这些情况:《玉台新咏》是一部“撰妇人事”“以给后宫”的女性读物,属《隋志》著录的南朝编撰的诸多备后宫讽览的《妇人集》者流。撰者徐陵的编撰意图是希望这部诗集“可代彼萱苏”,使“寂寞多闲”的后宫妇女“微蠲愁疾”,“聊同弃日。”这部诗集之所以形成了专录艳歌的特征,一方面如撰者所言,主要是因后宫“惟属意于新诗”而投其所好,另一方面则是禀承了南朝诸多《妇人集》“撰妇人事”的传统。如此,自唐至今关于《玉台新咏》编撰目的及编撰情况的种种不合于序的说法就应该得到修正。     

《张衡传》

【题解】 本文节选自范晔的《后汉书·张衡列传》。 范晔(公元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东南)人。他博贯经史,又善属文,在南朝刘宋时期,曾任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太子左卫将军等职,后因密谋拥戴文帝的兄弟刘义康,被文帝处死刑。 《后汉书》是范晔从尚书吏部郎贬为宣城太守以后开始写的。他根据前人各家撰写的有关后汉史的著作,写了《后汉书》。全书共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志三十卷是梁刘昭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八个志补入的(因范晔遇害,只完成了“纪传”,“志”未完成)。到北宋时合刻,即流传自今的本子。范     

"三公官"从相之别称到正官考识

"三公"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中存在时间最长的官名之一。由于经历了太多的变迁和跌宕 ,人们难以把握其丰富多变的内涵 ,常常产生误解。实际上 ,"三公"从产生到变为虚衔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迁 :先秦时“三公官”为尊称 ;秦汉时"三公官"为宰相 ;晋南北朝间始正式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官", 间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隋至唐、宋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用做宰相、亲王、使相加官 ,不预政事 ;北宋徽宗朝"三公官"复改名为"太师、太傅、太保"为真相之任 ;宋钦宗之后至元明清"三公官"(太师、太傅、太保)为加衔。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试谈裴子野对史学史发展的影响

本文对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裴子野在史学史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研究。南梁时期，沈约的《宋书》，裴子野的《宋略》，以两部不同体裁的史籍，在史学领域中并驾齐驱，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虽然《宋略》现已散佚，但叙事、史论方面，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新水平，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裴子野的著史思想引起史学界注重，对史学评断的深入，具有深远的影响。     

北朝宫女考略

宫女,又通称宫人,按其功能和地位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在宫中管理君主日常生活事务的人, 其地位较高授予官职者被称之为女官;另一类是在宫中服劳役而被役使的侍婢、织婢等。北朝时期的宫女,带有战乱割据时期的特点,而其民族成分也比较复杂。     

明代私人史家群体分析

明代史学不同与前朝,官方史学日渐衰落,私家史学异军突起。私人史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方史学的不足,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私家史学何以在这一时期如此兴盛,明代私人史家群体有何特别之处,本文从明代私人史家群体的组成结构、著述目的和史籍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进而发掘明代私人史家史籍和史学理论中的时代特征和史学特色。     

论唐初史馆

唐初史馆制度的正式确立,是中国史馆制度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唐太宗提高史馆的政治地位和史官的物质待遇,对唐初撰修前朝历史和本朝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初史馆成就斐然,影响深远。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论的转变

＂忠＂、＂孝＂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不仅是史学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涉及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故而这一时期史家在有关＂忠＂、＂孝＂的评论上,一方面继承并淡化汉代＂忠＂的观念,另一方面极力提倡家族间的＂孝＂,逐渐形成以孝为首的名教观念。这些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忠孝观虽未超出儒家之范围,却反映出浓厚的门阀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韦孝宽与玉壁之战

南北朝时期,东、西魏之间为争夺河东战略要地爆发了"玉壁之战"。西魏著名军事将领韦孝宽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韦孝宽率领的西魏军取得了"玉壁之战"的胜利,使东、西魏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转折,不但改变了"东强西弱"的战略格局,还最终影响到了南北朝后期中国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