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巘生卒年新考

针对梁巘的生卒年问题,学界存在很多争议,至今仍无定论,如＂生卒年不详＂说;＂生年为1710年,卒年不详＂说;＂生年为1710年左右,卒年为1785年左右＂说;＂生年为1725年左右,卒年为1784年＂说。笔者通过阅读整理资料,对相关史料进行研读分析后,得到其应生于1734年,卒于1785年后的结论。     

王充卒年辨正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的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生于东汉尤武建武3年,即公元27年。其卒年,学术界至今未有肯定而一致的说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意见: 以《辞海》、《中国哲学大辞典》(冯契同志主编)、《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为代表,认为王充卒于公元97年。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其“卒年大约在公元100年前后”。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认为王充生卒年为公元27——104年。而在其后出版的他所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又说王充卒于公元99年。     

蔡邕生年考

蔡邕是东汉时期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有关他的生卒年,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蔡邕生于公元132年;二是认为蔡邕生于公元133年;三是认为蔡邕生于张衡卒后,即生于公元139年后。通过对文献和史书中证据的考察对比分析,可以认为,蔡邕生于133年卒于192年这个说法相对比较可靠。     

葛洪生卒年及隐居罗浮考

葛洪是晋朝道教的代表人物,又是著名的化学家、医学家,在文化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是对其生平事迹,详细记述者不多,尤其是对他的生卒年没有记载,甚至对其年岁亦史载非一。《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云:洪在罗浮山卒,“时年八十一”①。《太平寰宇记》卷一六○袁彦伯(《罗浮记》载: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在罗浮山“炼丹积年,忽直岱书云;当远行寻药师,刻期当去,岱疑其异,便狼狈往别,既至而洪已亡,时年六十一。”而《晋书斠注》卷七十二《葛洪传》对其年岁考订云:洪卒,“时年八十一。案。《寰宇记》一百六十,引袁彦伯《罗浮记》作时年六十一,《御览》六百六十四,引《晋中兴书》亦作年八十一,则作六十一者误也。”斠注的作者吴大铿、刘承干取八十一说,认为六十一说为非。也有的人认为六十一说为是,可是对葛洪的生卒年却未进行考究。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

《玉台新咏》编成了萧纲作太子时，编纂目的是提倡艳体诗风以与故太子萧统抗衡，但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因，受到萧衍的批评后，故又命徐陵重新扩编，唐人所说“大其体”是有理由的。《玉台新咏》的编排体例是按已故作家和存世作家编辑成书，因此已故作家中卒年最晚者与存世作家中卒年最早者的时间间隔就应是本书的编辑时间。据此，通过对各卷作家生卒年的排比，最终证明《玉台新咏》只能编成了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     

文翁二题

有关西汉循吏、教育家文翁籍里和生卒年等生平基本问题异说较多。据《汉书》所载,文翁的籍里应当定为安徽庐江。文翁生年下限基本可定,而卒年则无从考察。安徽舒城发现的《文氏宗谱》中有关文翁生卒的记载基本不可信。     

薛涛生年再考

关于唐代女诗人薛涛(字洪度)之生卒,笔者一向相信张篷舟先生的说法,即洪度生于代宗大历五年(779),卒于文宗大和六年(832)(拙作《薛涛诗艺术风格摭谈》即采用是说,见《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张先生的论说详见《薛涛诗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今细审洪度有关诗篇,觉得张先生对卒年的考订至为精审,无可疑     

司法审判中定作人过失责任的认定

什么是定作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定作人违反该项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近年来成为民法学界和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内涵;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应结合定作人对危险因素预见的可能性及采取的措施等,判断是否应由定作人承担过失责任。     

说"(中) "

"中"字金文或作"(中)".一般认为,"(中)"字写法有误,当作"(中)",取旗帜之象,因为上古有立旗(即"立中")聚众之传统.学界的这一普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通过对古代神话文本与哲学文本的综合分析,并结合对"中"字得以构形的经验原型的具体考察,便不难发现,"中"字在上古除了取象于旗帜之外,还取象于"旋转",而这恰与金文中"中"作"(中)"形是相吻合的."中"字之所以在取象于旗帜之外复取象于"旋转",这与它内含"世界本原"之意蕴有关.     

中国现代作家生卒年表

本表系现代作家研究资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49年间的较有影响的作家原名、生卒年及籍贯作了考证,按出生年为序列表归纳,便于查询。     

清代若干诗人的生卒年与相关问题

清代诗人数以十万计,其中绝大多数的生卒年都还不清楚,或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异.这种生卒年的歧异与缺漏,不但对诗人本身来说有必要予以解决,而且往往还牵涉到其他的一些学术问题.例如方文,叶燮,董以宁、董大伦父子,吴历,赵俞,陈琮,以及邹祗谟、魏容,他们的生卒年及相关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甚至从头进行考证.这在清诗研究中是一项不可忽略的工作.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时代变化与士人贞节观念关系探析--以明中期至明末清初的归有光和归庄为个案

归有光是明中期的大散文家,他的贞节观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程朱理学观念,又有不同于传统的比较开明的一面,这与当时的王学思潮、节烈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关系密切.归庄是归有光的曾孙,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他不但坚持传统贞节观念,而且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更加苛刻,这与当时的忠烈语境、为激励士人的目的、贞节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有关.分析和比较他们的贞节观念,可以窥见明中期的阳明心学影响下和明清易代之际苛求忠烈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社会变化对士人贞节观念的影响.     

晏殊家世中的几个问题

晏殊家世中诸子的生卒年和晏殊第五子晏知止的改名情况,有关典籍、史料及论著均未详明。文章根据晏殊故里江西省进贤县文港镇沙河村《东南晏氏重修宗谱》及有关资料,对晏殊家世中这二个问题作出考述。     

宣南文化与清初学术

京师的文化环境对清代学术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京师的汉族士人文化又是其中的主体 ,因汉族士人多聚居于北京的“宣南”地区 ,故可称这种汉族士人文化为“宣南文化”。康熙年间的许多学界领袖 ,正是在宣南活动期间奠定其学术地位的 ,皇帝在京师开展的大型编书工程 ,为学者的成功提供了机遇。因而在清代文化研究中不应忽视京师文化及宣南文化的作用。     

清初古文三大家与清初文坛格局

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汪琬、魏禧以迥异的创作风格成为清初多样化文坛的典型代表。其扭转、改造文风的努力和文道合一的创作追求促成了清初经世文风的形成．直接影响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和清代散文的走向．昭示出古文由明清之际的多样化文风向清代盛世桐城派正统文风逐渐转变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为桐城文派的形成开辟了路径,     

武昌起义后清、袁、孙妥协原因述论

武昌起义后,清、袁与孙处于敌对地位,势不两立,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他们由对立到妥协,这颇值得思考。关于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相关著述十分丰富,但也并非因此而无研究的价值,其中仍然有很多细微的历史末节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清、袁、孙之间的妥协并非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陆陇其“工夫论”思想研究——以《问学录》和《三鱼堂剩言》为中心

陆陇其为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践履笃实的理学代表。基于对学术的认知和时代的要求，他较少措意冥想，而侧重对“工夫论”的阐发。其虽解释“格物”之意义在明善，非是博物洽闻，却并不因此认同只须求诸心，而主张格物与存心两进。他剖析“敬”之内涵，在“敬”“静”之辨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及师承中的分离倾向。总体而言，陆陇其的“工夫论”思想消解了传统道德的形上色彩，对清初理学之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论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

清代满蒙联姻政策的实施，使清代公主大量下嫁外藩蒙古地区（现在东北），而这些公主死后又大多葬在藩地，因而东北地区有大量公主陵存在。近年来考古发掘几座公主陵墓，为我们研究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提供了实物资料，本文以这些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还原清下嫁外藩公主葬所、陵园、祭祀、停灵、葬法与葬具、葬式等问题。     

清代《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

清代传统《选》学不仅在《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而且传统《选》学中已蕴涵着现代《选》学的萌芽———整体观与现代《选》学的某些专题的出现。如汪师韩的《选》学整体研究 ,阮元的《文选序》研究 ,朱彝尊的《文选》成书过程研究 ,清代孙梅的《文选》、《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研究 ,张云王敖《选学胶言》、钱泰吉《曝书杂记》李善注“注例”研究等 ,现代《选》学的诞生实为“旧学新知”与“西学东渐”互相影响的逻辑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