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

从命名史来说,“台阁体”之称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杨万里,而称“台阁”则早在北宋欧阳修或吴处厚就已提出.宋人主“文分两等”说,台阁之文(体)与山林之文(体)已是当时论文之常谈,所谓“台阁体”之名也由此孕育与催生,成为元明清时期一直沿袭的一种基本称谓.在文学史上较为系统地建立台阁体文论体系的当属明初宋濂,他将台阁体之渊源追溯到《诗经》之雅、颂.从洪武到弘治的一百多年堪为台阁体盛行时期,这不仅是明代特有的政治生态所致,也是中国文学史中整个台阁体发展演进的一个结果.“台阁体”命名的还原研究,可以梳理、发掘和澄清过去被忽略被误读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事实.     

论明代景泰至弘治中期的文学思潮

在明代文学思潮史上,从永乐初年到正统末,是台阁体垄断文坛的时代;从弘治末到万历中期,则是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这两者之间,即从景泰初到弘治中期,实际上还有一个过渡阶段.明代文学研究向来存在着重戏曲小说而轻诗文、重后而轻前的情况.如果说人们对台阁体和复古运动虽也不甚了了,甚至存在种种误解,但至少还时时予以提及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过渡阶段则几乎成了一个完全被遗忘的角落.本文拟对这一阶段文学思潮发展的状况略加勾勒,以补上明代文学思潮史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明代“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在明代文学中,"台阁体"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关于其具体的流行时间后人却莫衷一是,相关的说法有五种之多。以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为切入点,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台阁体"的具体特点等方面入手,对"台阁体"的流行时间作一重新检视,可以看到明代"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大致在永乐经仁宣而至正统前期,这一时间是与"三杨"的政治生命相终始的。随着"三杨"的逝去,政治生态的变迁,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台阁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自然就发生了变异。     

从明中期状元诗文看台阁体向茶陵派的过渡

明代状元诗文与馆阁文学关系密切。明代商辂、柯潜、吴宽三位状元的诗文,初步显示了台阁体向茶陵派的演变过程。正统末年,台阁体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消失,商辂的山水题画诗,代表着馆阁文学的初步转向。柯潜诗文体现的翰苑风流,对茶陵派的形成有深层影响。吴宽是茶陵派的重要羽翼,其诗体现了吴中文风与馆阁文学,亦即山林气与馆阁气的融合。对政治的疏远,山林气的融入,以及对诗的偏爱,均体现出明中期馆阁文学从实用到审美的转变。     

新发现的《怀麓堂诗文续稿》

李东阳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成化、弘治、正德间,立朝五十年,辅政十八载,政绩卓然。在文学上,他以富有生气的诗文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台阁体笼罩文坛的局面。岳麓书社于近年以《李东阳集》为目整理出版了通行本《怀麓堂全集》一百卷,为他的政治生涯和文学足迹留下了真实而生动的记录。     

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巏、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     

明代文学的＂复古＂和经学的＂离道＂

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从明初一直持续到明中后期,几乎贯穿整个有明一代,以初期吴越、闽中文人和中后期的前后七子为主要代表。与此相对的是明代的经学,＂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文学和经学迥然不同的学术研究走向,与＂台阁体＂影响、陆王心学压倒程朱理学及前代经学研究积弊有关。少数读书人既作为文学家,又作为治经学者,在文学和经学方面分别作出“复古”和“创新”（即“离道”）的创作和研究抉择,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其所处的不同环境造成。     

船山诗论三题

一、诗歌的源泉和特征明代诗歌的成就不高,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阻碍明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却是明人自己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认识。明初,脱离生活和现实,为统治者点缀升平的“台阁体”诗文,统治了文坛几十年。其后的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本以挽救“台阁体”所造成的危机为已任,但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新主张,只是打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期,在文学形式上刻意模仿古人,其结果是进一步加深了明代诗歌的危机。公安派和竞陵派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的种种清规戒律,提倡抒写“性灵”,对诗歌的情感特征虽有所认识,但也不重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明代诗歌这种脱离生活的“性灵”或“格调”,以及上述种种弊端,严重地阻碍明诗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连明人自己也承认的明诗成就不高的事实。     

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

以林鸿、高木秉为首的闽中诗派活动于元末明初 ,他对明代前期尊唐诗风的演变起有重要作用。他在理学诗、“台阁体”诗风行时 ,使尊唐诗风得以保持和延续 ,又对弘、正时期诗法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徐祯卿文学思想浅探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弘治七子”(史称“前七子”)为排除当时“台阁体”诗文和“理气诗”、“八股文”等虚饰、迂腐的文风而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前七子”在率领“复古运动”的进程中又出现了分化:李梦阳倾向于刻意模拟;何景明则倾向于学古中创新。“前七子”中跟何景明文学思想最为接近者乃是徐祯卿,诚如何景明自己所云:“天马行空脱羁靮,更怜《谈艺》(指     

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

杨延和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与明世宗嘉靖初年出任内阁首辅,是嘉靖初年的元老重臣。他在嘉靖初年进行的政治革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明朝中期政治有重大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论杨一清四入陕西及其边塞书写的意义

出身馆阁的杨一清把台阁文学中的禁体诗创作和联句唱和风气注入陕西藩臬唱和之中,边塞风物也赋予杨一清诗歌以新面貌,改变着其书写形态。特别是二次入陕以来,杨一清以政治家的格局写西北风物与边地战事,视野恢宏而"意气健畅"。这种边塞书写是明中叶明蒙战局深化的逻辑结果,促成了杨一清诗歌在题材与风格上的重要转进,影响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创作趋势。杨一清从馆阁唱和向边塞书写的转向,展现了明中叶文学的发展趋势与内在逻辑。文学创作的重点逐渐从台阁体趋向文学复古运动,从中央文学趋向地方文学,从馆阁唱和趋向江山朔漠的广阔天地。     

明前期台阁诗学与《诗经》传统

在明永乐至弘治近百年间,台阁诗学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在其前期亦即永乐至宣德时期,以杨士奇、梁潜、金幼孜等为代表的台阁诗人将《诗经》从高阁之上的"远传统"转变为切近现实的"近传统",使之成为建构其诗学体系的核心力量,做出了中国诗学史上一次有益的尝试。具体而言,超越唐宋、凌驾汉魏、直追三代的自信心理,造成了台阁体诗人对《诗经》的极端化追捧;"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的公卿大夫心态,激发了他们对春秋赋诗传统的效仿与模拟;教化万民以成就盛世的使命感,引导着他们从"性情之正"发展出"性情之真"与"自然意趣";对"治世之音"的追求,形成了他们"鸣一代之盛"的当代意识。到台阁诗学发展后期亦即成化至弘治时期,程敏政、李东阳等人对台阁诗学加以改造,继承《诗经》的"讽谏"说,从而实现台阁诗学中的美刺均衡;凸显《诗经》相比于其余诸经的本质差别,从而提高诗区别于文的抒情价值;在对《诗经》的尊奉上有所松动,对后世诗格更显包容,从而为复古诗学的出现完成了必要的铺垫。     

试论陈廷敬的台阁体诗

清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今存诗2670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陈廷敬是康熙诗坛的“燕许大手笔”。陈廷敬的诗多为台阁体，其总特点是“和声以鸣盛”。     

治定守成与明永宣时期的宫廷戏剧

永乐、宣德朝“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代政治最安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不同于洪武朝开国雄主大刀阔斧的强势,此时的统治者是一种治定守成的帝王心态,使得在文化上呈现出不同于前的独特的新风貌,出现了以台阁体为代表的庙堂文学和以宫廷戏为代表的宫廷文化,是明代宫廷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宫廷戏剧的特点是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统治者治定守成的心态；二是“鸣盛”的文学传统使然.     

台阁体作家的创作风格及其成因

本文对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明初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文章首先论述了台阁体作家的诗文创作风格,指出台阁作家作文尊崇欧、曾,文风平易纡徐,其诗歌推崇盛唐,并存在着尊杜与崇李两种倾向,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其次分析了台阁体诗文风格形成的原因,阐释了台阁体诗文创作与时代政治文化、地域文学传统及作家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台阁体作家的创作在明代所产生的影响。     

明初应制文学的承与变——以宋濂、郑棠为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应制文学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发生鲜明的变化,朱元璋持有高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朱棣则借助文学宣扬自身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宋濂及其门人郑棠分别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应制文学风貌。由二者对比可见:其一,洪武年间的应制文学歌颂与劝谕并存,至永乐年间则颂扬之声渐长而规谏之旨渐失;其二,应制文学打破“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界限,实现了空间泛衍,并推动“台阁体”的成型。郑棠的作品显露出馆阁文人的精神自处与吏隐矛盾。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考辨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滥觞于樊鹏,经康海、陆树声、王世贞、四库馆臣等不断推扬与阐释,最终由清人陈田正式推出。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有一渐进过程,大致始于弘治时期,完成于正德、嘉靖间,即正德三年后的这段时间。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主要是一般性诗文风格的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说是郎署文人鸣盛意识的产物。厘清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及其相关问题,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中后期文风转向之蕴涵,还能为宏观上考察、把握中晚明文学之发展、演化,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论张弼的书学理念及其成因

明前期草书家张弼针对当时"台阁体"千人一面的书风流弊提出了"书贵自得"的师古观、天真烂漫的创作观等书学理念,使得当时书风为之一变.文章旨在探讨张弼书法观念的内涵与当时书家李东阳、陈献章以及先贤苏轼对他的影响,凸现其理论在明前期至明中期书风转换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