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译佛经“何所”与“诸所”的源形式

汉译佛经不仅是丰富的佛学资源,而且是研究汉语历史语言及语言接触的重要材料。汉译佛经特有的"何所"不见于本土汉语,与汉语来源于"何所V"结构的"何所"不存在历史演变的关系。译经这类"何所"及其变体"何许"可以解释为"所/许"脱离空间范畴后与疑问词"何"的组合,不属于汉语本身的自然演变。汉译佛经特有的"诸所"的源形式与汉语里固有的"诸所V"结构有关,但又不是"诸所V"结构内"诸所"直接词汇化的结果,而是形成于"诸所V"结构中"诸所有(N)"的特殊变异。     

“十三经”中“所”字与非动词关系初探

"所"字作为特别的指示性代词,与动词、动词词组或介词词组连用构成名词性的"所"字结构,有些"所"字结构中"所"字的后面是名词或形容词等其它非动词,由于受"所"字的特殊词性的影响,这些名词、形容词等非动词临时改变词性,具有了动词的语法特征和词汇意义,活用为动词了.本文对"十三经"中的"所"字结构进行整理,共集"所"字与非动词构成的"所"字结构37例,并对其归类分析逐一考证,通过对这些用例的分析,初步探索"所"字与非动词连用的关系及组合规律.     

论名量词“所”的历时演变

名量词"所"由处所词"所"变化而来,学界以往对名量词"所"的历史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对量词"所"的源形式及其变化机制的认识也比较模糊。量词"所"最早产生于秦代,但仅指称瘢痕、印迹单位,指建筑物单位到汉代才出现。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量词"所"的指称功能趋于泛化。唐代以后,量词"所"又倾向于专门表示建筑物的计数单位,呈现出专职化的特点。量词"所"并非来源于指称建筑物的名词"所",而是来源于表示处所的"所",即由具体事物占据的空间处所而转指事物的单位,发生转指变化的机制是认知转喻(metonymy)。转喻是汉语量词形成的重要机制。     

古代汉语"所"字短语刍议

"所"字短语是古代汉语中一种重要的句法结构形式,并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形.学术界对"所"字短语的分析存在歧见与纷争."所"字短语的词性属类、"所"字短语的结构类型、内部结构层次及切分是理解"所"字短语的关键.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培育和谐社会的细胞——谈谈现代爱情的困惑

现代爱情被"速战速决式"所困惑、被金钱所迷惑、被虚伪与谎言所欺骗、被经营所忘却、被"三角"或"多角"所困惑,从而导致婚姻不稳定、家庭不和谐、离婚率上升。因此,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的现代爱情观,高度重视和加强对青少年爱情观教育。     

及物施动句中"从+NP方所"及其相关句式研究

对及物施动句中"从 NP方所"及其相关句式的系统研究,对"从 NP方所"语义功能的分析、句中动词再分类的研究,以及"从 NP方所"与句中动词关系的探讨,可以解决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周敦颐诚学思想与当代核心价值观

周子诚学思想与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表现在:"仁"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是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核;"义"所强调的主体人格的"自我完成"是践行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必要途径;"中"所包含的"惟中贵和"的精神是当代核心价值观中承载的和谐思想的根本要义;"正"所主张的"清正廉洁"是当代核心价值观的目标指向;"公"所蕴含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容。     

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

<招魂>内容和先秦典籍再次证明,<招魂>所陈乃"人君"礼体,上帝所"辅"当为"君王",非人臣屈原所可当得;<招魂>所招失魂归返的"恒干",乃在郢都"故居",而不在"江南",与身在放逐之地"江南"的屈原"自招"方位完全不同;"屈原自招"说不能圆说<招魂>序言"牵于俗而芜秽"之义,更缺少推翻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的事实证据,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春秋笔法”与“书法不隐”——孔子史学观念的一个悖论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时期,史官所遵循的原则、修史的指导思想皆是这一时期确立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的指导思想;"书法不隐"是春秋史官所秉持的并深为孔子所赞赏的基本原则。"春秋笔法"在于"取义","书法不隐"在于"求真"。孔子"修《春秋》",取"义"而不失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振民育德 拯弊治乱——《周易·蛊》卦主旨辨析

《蛊》卦将"蛊乱"分为两种,一为父辈所留,一为母辈所留。父辈所留之"蛊乱"多为社会政治方面之问题,母辈所留之"蛊乱"多为家族内部之问题。站在君王方面考虑,治理"蛊乱"须抓"大"(父蛊)放"小"(母蛊),注重民心向背。上九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帛书》句末多一"凶"字,故上九爻应解读为:不侍奉王侯,自以为行事高尚,很危险。     

春秋时期“誓”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依据《左传》《国语》等史料,春秋时期各类盟誓共计250次,其中"誓"有21次,通过分析研究这21次"誓"出现的具体语言背景、文化内涵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属于盟誓的"誓"也叫"约誓";二是为战前动员令的"檄誓";三是聘问过程中约束行人的"诫誓"。它们各自的使用条件、所需人数、所体现的宗教色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各有差异,而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亦各不相同。     

《说文解字》“牄”字说解小识

《说文解字》中关于"牄"字的说解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说文解字》所引的《诗》"鸟兽牄牄"在伪《古文尚书》等其他书中有异文;二是《说文解字》所解的"鸟兽来食"《经典释文》或引作"鸟兽求食"。"牄牄"当为假借字,本当做"跄跄"。他书所引"求"字当为"来"字之讹。     

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

鲁迅谓《三国演义》有三条"缺点",所论有失公允,甚至贬低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三国演义》叙事"七实三虚"已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所普遍接受,王渔洋"被它闹昏了"不是《三国演义》的失误。《三国演义》中"好的人"也有"坏处","不好的人"也有"好处",并未"出乎情理之外"。《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是否不一致,无法说清楚,"文章和主意"完全"符合"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作品皆"形象大于思想",曹操的"豪爽多智"和诸葛亮的"狡猾",恰好说明人物性格的复杂多维,这是小说艺术的成功。     

从汉语语法“变化”研究传统看变换分析法

变换和"变化"都是研究"变"的,但是它们所联系的方法论不同,所牵涉到的结构变化范围不同.考察变换和传统语言学中"变化"研究的联系,指出变换分析法的价值所在.     

知命与知己——孔子命运观的新指向

与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有所不同,孔子所谓"命",主要指运命而言。但孔子不是宿命论者,他强调"知命"、"知天命",要人们透过对命运的体知,认识自己,所以孔子所谓的"知命"就是"认识你自己"。     

刘永济论屈原之“自铸伟辞”

在刘永济看来,屈原之"自铸伟辞"主要包括两个层面:楚国"固有文化"为屈原创作"伟辞"奠定了丰厚基础;屈原所铸"伟辞"为中国文学树立了新的坐标。刘永济论屈原所读之书"有出于孔子删定之外者"并由此透视涵育了屈原的社会风尚、文化氛围,论屈赋所开创的新的抒情境界、景物描写的文学史意义和多样化风格,精义纷呈,时有卓见。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论何应钦主"讨伐"之动机及"亲日派"问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这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认同。然而,在这种公认的"合力"中,却排斥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所起的作用。七十年过去了,何应钦力主"讨伐"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解决,却为研究者所忽视。何应钦力主"讨伐"并非"取蒋而代之",而是救蒋脱险。何应钦也不是"亲日派"。如果上述陈说定谳不矫正,那便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     

秦穆公神话与秦国的谋晋用心

秦穆公"晋之妖梦"、"赐寿"以及"梦之帝所"三则神话为秦人所造,回顾了秦穆公东进与晋争地的史事,反应了秦人谋晋政治心态的变化。《左传》晋景公病亡故事也为秦人所造,借用了秦穆公神话的叙事元素,其讥贬晋君的倾向同样基于秦人谋晋的政治背景。     

《讲话》“人民方向”与“工农兵方向”考察报告

《讲话》所强调的是"工农兵方向"而并非"人民方向"。试图以"人民方向"来置换或取代《讲话》的"工农兵方向",在理论上是不稳妥的,在实践中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人民方向"的思想和理论,主要表现在《新民主主义论》而并非《讲话》中。由于两次讲话所针对的对象、所依据的事实、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方法有着根本性区别和原则性差异,所以才表现出了"人民方向"和"工农兵方向"的差异。"人民方向"和"工农兵方向"是可以整合的,但不能相互替代。"人民方向"和"工农兵方向"所构成的理论张力极具弥散性、包容性与穿透性,它为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提供了内在的源发性动力和极具开放性的创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