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太宗在骈文上的创新

唐太宗不但在政治方面开创了有名的贞观盛世,更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文章方面亦颇多创新之举。他不但以实践者的身份在题材、内容、句式骈偶、用典等方面对六朝骈文旧习有所突破,并且提出了新的文风标准,其个人作品也颇有文采,这些情况均标示了唐初文学的渐变趋势,也表明了唐太宗在骈文发展史上的一席重要地位。李世民的文章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情感真切自然;为文骈散兼用,事典熟悉,使文章更为通脱流畅;反对六朝绮艳文风,倡导为文要庄和典丽,文章颇富文采。这些都对当时骈文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初骈文展开及其骈文史意义——以文会为中心的考察

清初文会兴盛,园林和幕府是举行文会的重要场所,也是骈文展开的空间依托.园林雅集与幕府集会有力地推动了清初骈文创作的繁荣,而某些园林更直接成为骈文创作的对象.清初其他文会活动以诗词唱和为主,但举办活动的过程中常常需要骈文、骈启、骈序、骈记、骈体书信等主要文类都有表现.园林雅集、幕府集会、其他文会等文事活动催生大量骈文作品,这些作品在题材、创作手法等方面具有开创性,在质和量上都有显著提高,使清初骈文承晚明渐兴之势而振起之,为清代中叶骈文全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骈文史上具有承启意义.     

治乱之龟鉴，政论之典范──论陆贽的骈体奏议

中唐骈文大家陆贽的骈体奏议，在内容上提出了许多有关封建国家治乱兴亡的深刻见解和进步思想，被视为治乱之龟鉴。同时，它作为骈体政论文的典范，在语言运用、论辩技巧、情理结合、融散入骈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它体现了唐文化兼容博大的精神风貌，是唐代骈文最杰出的代表，对后世影响深远。     

何焯赋论及其评点旨趣发微

何焯赋论集中反映在评点《文选》赋的批语中，其赋论核心思想在于赋作是否合于体制。何焯不仅以体制衡量赋作的体裁、体貌和体源，亦考察其体用，兼有对赋体与赋用的思考。何焯评赋，既可体现其校勘特色，也表明何焯评点初心在于校勘，不单校正赋作的传写讹误，且着力校补赋注及相关典籍失实不当之处。前人常因何焯评点不脱八股习气而轻视其文论主张，然何焯编选时文以治经为使命，赋评中虽仍存时文印记，但并非以八股文法评点赋作，其以顿挫避直为佳、探赜赋家深意等见解不当因人废言。     

敦煌文的骈偶之美与六朝唐五代的文风流变

汉字单音,易于对偶,因而我国古代文章注重骈偶之美,敦煌文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其语言文字的骈偶之美,郑振铎、姜书阁等先生曾从不同角度予以肯定。文章结合民族心理、时代风气、佛教文化、敦煌纸张匮乏等因素,探讨了敦煌文讲求骈偶的多种渊源,并从对偶、平仄、句法、数典隶事等方面探索其骈偶之美的具体表现。敦煌文作品起于魏晋南北朝,以至晚唐五代,几乎与骈文发展的历史兴衰同步,随着骈俪之文的衰微,也导致了它自身发展的不景气。但敦煌文崇尚骈偶之美的创作形式,对宋代乃至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以后,骈俪之文别为一体,号为四六文,而其中"上梁文"一体,最早的作品则始见于敦煌文中,而后繁荣于宋代。     

论乾嘉骈文发展的文章学价值

乾嘉时期的文人和经士出于不同的原因,以改革文章写作模式为共同目的,使骈文创作兴于一时,他们对骈文采用了独特的视角,把骈文放在文章发展的源流中进行考察,发掘出它对文章创作的积极元素.虽然,当时人的骈文创作几乎以模仿为主,没有形成清骈文的特点,但对于文章创作的探索而言,他们在对骈文的研究中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建议,促成了清代文风的转变.     

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

"赋"这个字,据《说文》看,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做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么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借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不解之缘。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赋的形成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赋体的内在矛盾,是赋体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赋在内质上与诗歌殊异,其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是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枝巢老人夏仁虎的家世

夏仁虎是清末的京官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政要 ,同时又精于诗词骈散 ,著作等身。这和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兼书香门第是分不开的。本文对他的家世做了详尽的介绍 ,资料翔实 ,考证缜密 ,可供研究者参考     

汪中与洪亮吉骈文之比较-从游幕的角度切入

清中期骈文复兴,汪中、洪亮吉是两位重要的作者.二人的骈文除了博学与雅致的特点之外,更主要的是浓烈的自我表现色彩.汪中骈文的特点在于“一家之言”,洪亮吉骈文的特点在“英华出于性情”.二人有着相似的游幕经历,相似的人生经验,但表现在骈文中却是不一样的情感体验.汪中表达的是对知音的渴望和对人生辛酸的痛苦体验,总是把自己和描写对象交织在一起,将生命的痛苦与骈文的华美融为一体,将人生的失落与雅致的典故结为一体.洪亮吉在骈文中表达的更多的是感激与怀念,情感也很深沉很强烈,表现为骈文华美的形式与丰富的典实.     

“表文”的形成与定位——兼论元结、贾至的革新

＂表文＂原指臣子用来向君主陈述请求的文章体裁,虽是朝廷上的公文,但是有些表文写得相当灵活,其文字亦简洁明畅,往往含有感情色彩。例如三国时人诸葛亮的《出师表》、魏曹植的《求自试表》等;到了南北朝,因受骈文的影响,它们都以四六文为主,崇尚对仗,讲求华丽,只能扮演公文形式的角色;这种表文的特质在唐代仍未改变,但是元结和贾至与众不同,尝试不假雕琢、有真实感情的表文创作,推动了表文在文体上的革新。     

《国朝文汇》的国粹精神与文献价值

《国朝文汇》是江浙藏书文化的衍生物,在清末民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又寓有国学救亡的目的。保存国粹具体表现为保存乡土文献,其核心是弘扬乡邦文化。《国朝文汇》编撰者秉着浓烈而执着的国粹精神,以江浙宏富的藏书为支撑,以笃实严谨的态度执行编纂,凭文献史实张扬国学认知与文献识见,选文达一千三百余家,皇皇巨著挽救了不少濒临散亡的清代文集,具有辑佚存失与参校的双重价值。     

王维骈文论略

虽然王维骈文一直被人忽视,但是认真考察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它在初盛唐骈文和唐宋骈文的演化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词藻变华丽繁缛为清丽平实;用典变繁富为精切简练;对仗化用经史,运用长句。     

数字化技术赋能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策略研究

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内容,亦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力。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我国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新机遇,以数字化技术赋能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不仅能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水平,也有助于激发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对此,该文对当前科技创新在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及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影响数字化转型实践现状进行分析,阐述数字化赋能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行为表现,并提出数字化技术赋能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策略。     

试论卢仝的艳冶之作

中唐诗人卢仝,是韩孟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诗在险怪朴拙之外,另有一类妩媚艳冶之作。因卢仝为诗,喜用寓托手法,故此类作品被人目为或有所寄寓之作。其寓托之意或可分为三种：一、寓托一种家齐国谐的社会理想;二、寓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生命意识;三、寓托政治上不得见用的失意惆怅。     

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

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刊刻于清乾隆 2 5年 ,是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 ,其中汤氏撰写的“例言”8则及“余论”48则 ,尤为清代学者引录的律赋学文献 ,然因汤氏文名不显与兹书流传未广 ,有关《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 ,至今隐而未彰。考察汤氏《律赋衡裁》的理论贡献 ,要有数端 :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 ;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 ;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 ;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 ,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     

《国朝三家文钞》编选及相关问题考论

《国朝三家文钞》是一部由宋荦、许汝霖合作编选的古文选本。其编选动机既是"表章"亡友,也是歌颂清朝"文治"、改善江南世风。《文钞》的编选标准是"精纯古雅",这是宋荦此时期个人的古文宗尚,也与朝廷提倡的文风一致。此选本所提出的"国朝三家",是对清初文坛格局的合理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政治权力的介入、选家及文评家的阐扬、进入文学史教材的优势等因素对"国朝三家"经典地位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仪式展演与赋体的生成--对赋体形成过程的发生学考察

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赋的最基本的文体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都起源于远古祭神仪式上巫祝铺陈祭品的言语活动.西周及春秋时代,随着巫祝官守演为世卿大夫政治,"登高能赋"、"赋诗专对"、"不歌而诵"也成为卿大夫的文化人格和行为艺术.战国之"士",以道自任,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士以口诵述其道,以铺张扬厉论其术,最终形成文体的赋.     

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含义辨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陆机《文赋》中关于诗、赋文体特征的著名论断。其确切含义应该是:诗以抒发情志为主,要求表达感情美好动人;赋以描状外物为主,要求刻画事物清晰细致,形象鲜明。通过对文本的全面观照,纠正了一些论者断章取义、不客观地拔高“诗缘情”说理论意义的做法。     

汉《郊祀歌》作者考——兼谈司马相如的诗人身份及其诗体创作

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往学者研究司马相如多集中在讨论其人其赋,忽略了其于诗歌方面的创作。本文从《郊祀歌》入手,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搜集考证,分析司马相如作品与《郊祀歌》的一致之处,进而论证司马相如是《郊祀歌》的作者之一,表明其不仅是汉代的赋家,亦是诗家。《郊祀歌》是先秦礼乐制度于汉时继承和创新的表现,司马相如《郊祀歌》对汉诗体裁的开拓以及对后世"郊庙歌辞"诗歌类型的构建,体现出司马相如的诗体创作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中独特的地位。     

《梧门诗话》编选与法式善诗坛地位之确立

乾嘉时期,蒙古族诗人、国子监祭酒法式善积极主持诗话编选活动,历时20余年编订《梧门诗话》十六卷,是书收录诗人、诗作数量多、地域广,且无门户之见,兼收众长,在这一时期的诗话中,颇具特色。长期而广泛地编选《梧门诗话》,为法式善在文坛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并为其在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盟主地位的达成构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