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

在儒家中持性朴论的典型代表是荀子和董仲舒,孔子也倾向于此论.《荀子》一书中的《礼论》、《劝学》、《荣辱》、《儒效》等都表明了人性朴,而《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所作.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性朴论的基础上凸显了性中善的潜质,但不认可孟子的性善论.根据性朴论,人性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故它不同于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性朴论也异于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司马迁、董仲舒、韩婴等西汉中期的人未读过《性恶》,对我们推断它的产生时间很有帮助.     

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

荀子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正义理论,其基本结构为:仁(爱)→利→义→礼(规范)→乐(和)。其中正义原则是其枢纽。围绕这个中心议题,荀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制度规范(礼)的建构目的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利益冲突源于仁爱中的从自爱出发的差等之爱;而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适宜性原则)则源于仁爱之中的超越差等之爱的一体之仁;故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根本还是仁爱,其直接根据则是赖以建构制度规范的正义原则;社会正义的最终目标在于社会和谐(乐)。     

正名:儒家正义论之统绪——以荀子正名与正义思想为例

"正名"与"正义"同含一"正"字。在荀子的正名论中,"正"有两重涵义:"由行致知"和"以知制行"。而正义则可视为动态的正名过程,其目标是在知行合一中对礼进行损益。在这个动态的正名过程中产生出不变的正义原则,即"约定俗成"的"贵本"原则,与"径易不拂"的"亲用"原则。在这两条原则的基础上,又推出公平性与中和性两条正义准则。从正义论的整个架构来看,儒家的正义论与正名论有着同构的关系,正义既是正名的目标,正名也是正义的统绪。     

荀子的政治境界论——先秦儒家王霸论述的理论形态初探

孟、荀的王霸论述都旨在回应孔子王霸论述留下的一个理论缺口,即霸道是否可以成为儒家的次好政治？孟、荀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一正一反的答案,这是因为二人采纳了不同的政治判准,孟子的判准是政治家的心术,而荀子的判准则是政治功效。基于政治功效的判准,荀子认为,礼乐、政事、赏罚是王道的“三要素”,因此,王道实际上包含了霸道的要求。同时,荀子强调政治层级取决于政治家的自我修养。亡、存、霸、王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政治功效,另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精神境界。由此,荀子王霸论述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境界论。荀子的政治境界论化解了孟子以来王、霸的对立,守住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辩护了王道的现实价值。     

比较视野下的正义观念

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合作、应得、需求和平等是当代正义观念的一些关键元素。而儒家的正义观念强调的仁、义和礼围绕民本的政府构建了独特的正义理论。当代正义观念的研究面临着价值的一元论、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争锋。同时,一种合理的正义观念需要识别出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而建立在正义感基础之上的这种正义观念并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多元主义的。与这个时代的正义感相冲突的价值不应该被纳入相应的价值序列中。在多元论的语境中,当代正义感要求承诺平等与权利等核心的价值。因为当代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所以儒家正义论中的仁爱、义和优良政府等观念需要兼容这些核心的价值。     

伊斯兰的仁爱观——兼及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进入21世纪以来,留给世人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9·11"事件及其后续的影响,从惨痛中醒悟过来的人们开始寻找各种渠道,为人类多元文化谋求新的出路,探索一条和平共处的路子.结果,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了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对话"上.如果"对话"的形式能在不同文明之间搭起一道桥梁,打开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的话,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之间通过对话铺设的和平之路将是最通畅、最具魅力的道路.尽管二者有诸多的不同,但在伦理方面它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以"仁"为例,它是伊、儒两家共同推崇的道德原则,能成为二者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伊儒两大文明是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人类精神资源,两大文明之间展开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对话将会加深彼此的了解,拉近相互的距离.这对稳定国家,和谐社会,促进各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     

孔子仁学思想的正义论意蕴

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包含有丰厚的正义论意蕴,包括:"仁爱"概念中的关系论域,"正名"思想中的规则意识,"中庸"之道中的平衡追求,"忠恕"观念中的普遍取向,"重义"倾向中的道义精神等。挖掘这种正义论意蕴,有助于克服当前正义理论研究中本土传统缺失的弊端,使我们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正义理论的时候,充分接续儒家正义理论之优良传统的根基和源泉,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     

荀子“礼”论的多维意蕴

孔孟荀之间的学术流变是反映先秦原始儒学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主线。荀子与"孔孟"相比,如果说孔孟之学是"以仁为本"的话,那么,荀子之学则可谓是"以礼为宗"。"以礼为宗",突出规范之于秩序建构的作用,体现了荀子在战国晚期新的历史语境下对群体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礼"无疑是荀子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其所言说的"礼"不仅是实现群体社会秩序的保证、是成就个体道德理想人格的依循,还是天道宇宙运行的依据,由此,荀子的礼论就有了政治学、伦理学和形上学的多维意蕴。三方面比较而言,"礼"首先是政治学意义下的,其次是伦理学意义下的,最后才是形上学意义下的。这种区分,与荀子哲学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进路以及重建秩序的强烈政治追求紧密相关。     

论荀子礼学的深度结构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对礼的深度结构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从人间层面看,当礼作为社会秩序的依据时,它的深度结构体现的是社会交往理性;从形上层面看,作为根源性的不易之理的礼,是一种“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客观原则在宇宙万物之中的显现。苟子对礼的超越性的论证,重新确立了礼在人间的权威。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礼的表层结构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问题的儒家正义论思考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第一种历史形态即原始社会。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叙事,而是普遍主义的叙事;不是一个共时性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就其普遍性而论,作为归纳诸多不同民族历史的一种抽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就其历时性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形态和未来形态。根据儒家正义论的原理,寻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道路。     

经济正义与道德正义——论儒家道德政治经济学中的“均、和、安”

为了达成持续并正当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标,我们需致力于将源于内心中利己主义的私利原则同公义原则相调和。亚当·斯密所展望的这种调和可以通过让道德参与开放的市场竞争与革新创造而实现,而孔子所倡导的调和是通过运用一些转换手段使得个人将私利向着公义转变。笔者所要论述的正是后者如何可能,即通过孔子《论语》中的仁道原则所提倡的社会的均、和、安而实现这种调和。最后,笔者从儒家仁道原则的两大方面——克己与达人出发,总结提出了九项公义(均)原理。     

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有关认知的观念最为鲜明,亦最为系统和突出。但荀子在对认知之本性和结构作了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却又极言知之"所止",提出"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止乎先王之言,止乎礼义之道。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将儒家救世拯民的理想和整顿社会秩序的宏愿表达得恳切而急迫,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其间的长短得失,仍然是今天我们反省儒家的课题之一。     

蕴涵在仁义中的儒家正义原则之落实——论儒家正义原则中的均、和与安

本文旨在阐明,心理学自我主义意义上的自利原则如何与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调和,以达到使之正当合理,并由其合理性而受到保护的目的。此项任务可由两个途径实现:如亚当·斯密所想,让道德参与到开放市场的竞争和革新中;如孔子所示,让公平正义对自利进行某种形式的转化。本文通过《论语》中儒家仁义原则对社会和、均、安问题的处理来说明孔子之路的可能性,最终制定九条公平正义原则,它涵盖了儒家仁的原则与义的原则,也即宽容的一方面和自制的一方面。     

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生活儒学的制度伦理学思考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公义语境下的儒家社会正义原则——与黄玉顺教授商榷

近些年来,如何在中国建立社会正义理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来建构尤其重要。黄玉顺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两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对此,本文进行了针对性分析,认为应该代之以公私权责对应原则和正当性原则。     

早期儒家是非观的流变——兼谈荀子“明分”

是非问题历来敏感,但人们往往不愿多置一词。从儒家伦理看,知作为道德认识是对是非的分辨与判断。作为对伦理规范与生活事实是否相符进行判断的知,也是对言行与身份是否符合伦理标准的判断,它是对言行道德与否的价值判断。名的兴废通常都是社会价值的重估。作为对言行进行约束的名,与对认识对象进行描述的范畴是不同的。荀子"明分"本质上是"明是非",是认识和判断名与实是否配当的意识和能力。名实问题,在儒家并非仅是认识或逻辑问题,而且是智愚和善恶问题。     

《性恶》的文本结构与荀子的思想体系——从“性朴论”的内在紧张谈起

"性朴论"针对传统"性恶论"的理解,为荀子"性论"赋予新的内容,并由此为荀子作为儒家正统正名。然而"性朴论"的相关论证始终建立在对《性恶》文本质疑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性恶》与《荀子》在文本整体性上的内在紧张感。实际上,通过对《性恶》文本展开结构的划分,认真分疏其对"性善"的诘辩方式,可以发现荀、孟"性论"内涵并不一致。荀子的"性论"在"涂人成圣"的理论框架下,并不具备孟子"性论"的价值根据内涵,而是分别对应着"材性资朴"的"知仁义法正之质",与"情之所欲"的"能仁义法正之具"。其中,前者正是从《荀子》文本中得出"性朴论"的文献依据,以及进行相应解释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是《性恶》开篇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理由,以及此篇与《荀子》全书并不冲突的内在根由。由此,荀子"性论"的真实内涵不仅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荀子"成圣"即是"王道"的整体思想框架也将得以显示。     

荀子与韩非及法家关系诸问题:一种观念史的视角

由佐藤将之教授相关论文所引发的关于荀子与韩非及法家关系诸问题,可以以一种观念史的视角进行回应与消解。先秦诸子之间本无宗派之分,而各求其思想观点面向时代之需,自成一家之言。即便将后世划定的派别观念运用于先秦语境进行考察,儒家与法家之间也极少冲突,且在维护社会秩序上具有一致性,可以通融共存。造成两家势同水火状况的起因是韩非、李斯深度涉足的秦政秦法及"焚书坑儒"事件,其背景则是儒家出于维护自身独尊地位等目的而对法家和秦政进行的双重贬抑。作为韩、李老师的荀子被裹挟其中,尽管在汉唐时期未受关注,但是随着唐宋之际"道统"论的提出及扬孟抑荀运动的推进,却逐渐浮出水面。荀子与韩、李及法家的关系被旧事重提,其性恶论也遭到了严厉批判,最终荀子与荀学在程朱理学那里被贴上了法家标签并遭受全盘否定的命运。这一过程实质上是荀学不断被曲解与遮蔽的过程,我们可通过观念史的回溯与还原来消解其中的郁结,澄清荀学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