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口融合":周作人的"新诗情结"所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写过新诗,研究过新诗,但最终没有成为诗人的作家,他们在其他文学形式的写作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依然关注着新诗的命运与发展,形成了所谓新诗情结,而这些情结往往又集中于新诗发展的关键问题——诗歌语言变革。周作人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本文着重考察周作人的诗歌文学活动,论析他的以文口融合为中心的诗歌语言理论创见和艺术实践,试图从中透视他的探索对于破解新诗艺术发展难题的启示意义。     

抗战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晋察冀诗歌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促动下,由五四白话新诗延伸而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又一次发生转型,诗人们从艺术的象牙塔走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化广场,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新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晋察冀诗歌是民族解放战争语境下的一道特殊的文艺风景,从诗歌审美形态的独特性、诗歌样式的灵活性,以及诗学理论的自觉,都能见出抗战时期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文学追求。     

现代中国诗歌"城市抒写"的审美特质

新诗的百年发展始终与城市文化紧密相关,城市文化是诗歌的重要话语资源,它使得新诗有着不同于古典诗的全新境遇,并且改变了诗人认识世界、感觉世界的基本模式,促进着诗人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在现代性命题的精神背景下,诗人以文本化的方式对"语词城市"进行着艺术抒写,诗人在追求前卫与创新的诗美过程中,逐步确立起现代都市主体的独立精神形象.     

论新格律诗及其中西文化渊源

新格律诗倡导诗歌格律,对新诗的发展具有规范意义,但也存在着对诗歌音乐性理解狭隘的不足;同时,新格律诗体现着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与融合,其理论思维兼具东西诗论特色,格律形式受惠于中英格律诗歌传统;新格律诗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既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也深受英美近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诗人精神结构的外化。     

文化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当代新诗

中国当代新诗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其语言、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诗歌创作上自由性、随意性和口语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新诗的讨论、研究,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在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其地位也在滑落;诗人、读者和批评家都面临着创作与阅读的困惑、创作与审美的困惑以及艺术标准失范的困惑;中国当代新诗的出路在于努力实现诗性本质的回归.     

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异常激烈。其中,中国诗歌的新旧冲突,尤其是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更是文学论争中的焦点之所在。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句式、用韵和节奏三个要素上。在句式上,倡导自由体的新诗群体主张打破旧诗五七言为主的句法限制,代之以灵活多变的自由句式,而旧诗群体则以五七言为诗歌最佳体裁,并对新诗的无定体进行批判;在用韵上,新旧诗人群体围绕诗歌是否应该用韵以及新韵与旧韵问题展开争论;而上述这两个要素最终指向诗歌的节奏问题,新诗人追求不同于旧体诗词格律的自然节奏,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绝对自由,而旧诗人则坚守格律体的规范之节奏,并以规范为自然节奏之标准。当旧诗群体不断以反抗性立场对新诗的自由体进行质疑和纠偏时,新诗阵营内部也在进行自查自纠和自我调适。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     

泰国华文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性智慧

泰华诗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五四新诗、台湾现代诗和大陆朦胧诗等影响,但就其精神内核来看,在泰国华文诗歌的汉字书写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学精神,蕴藏着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诗性智慧。其中,儒家诗教观念是泰华诗歌意绪表达的内在支撑,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是泰华诗歌言说方式的审美追求。泰华诗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承续并不是僵化的。尽管说泰华诗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传统诗性智慧,但并不等于说包括泰华诗歌在内的泰国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意象理论研究述评

意象是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文论家对意象理论的探讨与建构 ,古代诗文创作中所创造出的大量成功审美意象 ,对中国文学精神的形成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2 0世纪初 ,经由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核心人物庞德的介绍与宣传 ,中国的诗歌和意象理论走向世界 ,成为影响该派理论与创作的重要因素。意象派在欧美导引了一场深刻的文学变革运动 ,不但给英美诗坛开拓了一种新境界 ,而且这种创作理念反过来又对中国正在“尝试”中的新诗运动给予积极的影响。特别是我国进入新时期以后 ,当理论界对 2 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反思时 ,欧美诗人…     

现代“文学自我”探索中的“九叶诗派”

在西方,文学自我的生成始终建立在肯定性的主体精神之上,而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自我则向来缺乏自足自律的生长土壤,始终默认并遵守着传统价值的运作法则。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九叶派”诗人们则在西方审美自律的远景影响下,消解了中国新诗主流阵营中僵硬的历史决定论,将正常生活中的历史经验深化为个人化语言的美学经验,有效地表达了对意识形态化自我的抗争,也保留了文学自我中的集体意识为有效的客观对应物。     

康白情与早期象征派诗歌的联系

中国现代新诗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探索的基础上,经过诸多早期白话诗人艰辛的尝试才得以成形,其中诗人康白情的大胆创造精神广受赞赏,但“尝试因素鲜明,艺术相对欠缺”几乎成为定论,由此长期无法得到评论界的重视。然而康白情等早期白话诗人的创作尚处于中国现代新诗的襁褓期,创造、突破、尝试中确实存在草率和急躁,但研读其诗及诗歌理论便深刻地体会到热情背后的理性探索。康白情提出“诗是贵族的”、强调创作对于象征及意象的运用等诗歌理论为后来早期象征派诗歌理论奠定了基础,其诗在具体创作中着意色彩的刻画和暗藏式的表现性描写都在早期象征派诗歌创作中有对接。     

《少年中国》与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确立

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诗歌,弃置中国传统诗歌的一切审美原则,使得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的新诗理论先天性缺养。《少年中国》在重新审视传统的基础上,不但找到了胡适理论模式的缺陷及其症结所在,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胡适理论模式的理论设想。《少年中国》对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开拓与确立,功不可没。     

新诗本体论

新诗本体论包括时间、空间、文化三个理论视角:从时间视角出发探析新诗这转型期的艺术,可通过转型期诗人依据体验决定创作方法的发展态势,看出散文美趋势、意象美原则、社会美理想三要素塑造出新诗处于转型期的阶段性特色;从空间视角出发探索两岸三地诗人共同体验,可以发现20世纪的百年悲欢决定华夏诗歌的艺术追求,尤其是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悲剧体验,孕育出世纪性的诗歌经典;从文化视角出发探究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看出内地和海外诗人的审美视野都聚焦于文化转型,而摆动于“世界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新诗艺术,则表现出开拓与整合交替进行的主导倾向。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城市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诗

在近百年的发展中,新诗与城市文化形态之间表现出一种"对话"的特征。诗人从城市中汲取创作素材和情感经验,受其影响形成构建诗歌文本的价值尺度,特别是在诗学主题、抒情策略、情感旨向上体现尤甚。同时,城市文化形态对新诗的审美建构也产生强劲的作用力,并通过与城市物质文明相关的意象谱系、与城市生活节奏同步的诗歌语感、空间化的诗行结构布局等要素,为新诗发展提供了簇新的审美经验与艺术启迪。通过城市抒写的承续与变异,城与诗之间达成互相塑造、互相影响的共生关系。     

黄遵宪诗歌新语词运用之考释

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拿来主义"者,为了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世界,黄遵宪在其诗歌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新语词。这些新语词诗歌与同时代诗人所创作的"新诗"单纯采用外来翻译词语和自造隐语而使诗意无从索解不同,是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他创作的律诗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新语词,清晰而不呆板,并未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破坏。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透露出现代诗歌的新气象,但也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黄遵宪以新词入旧诗虽非尽善尽美,但他在这方面开创之功对后来诗界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诗歌精神重建的必要性及其路向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集体性心理经验:诗歌精神重建的一种可能性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还俗:媒体文化语境中诗歌的传播策略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