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之特色

<正> (一) 与西方诗深入比较,则中国诗之特色易于窥见。西方诗导源于希腊。相传荷马生于(公元)前九世纪,然两大史诗在前六七世纪犹在修订、润饰。继史诗而兴起者为抒情诗。悲剧正式诞生在前五世纪初。不出半世纪,其发展已登峰造极。自然诗最晚出,     

黄慎的人品、诗品、诗风初探

黄慎不独在画坛享有盛誉,其诗亦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它反映了清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坚持民族气节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境遇、性格和心理,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思和洁身自好、甘于贫贱的品格;其诗风既表现出屈(原)、杜(甫)的沉郁,又带有王(维)、孟(浩然)的细致、清丽、闲远,而又具有自己时代的、个人的特点:比之屈、杜,黄诗更显委婉曲折,格调略觉低沉;其抒情小诗则自然天成,活泼成趣,呈现“深心淡貌”的特色。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王船山对“理语”入诗之思考和对性理诗之仿效与矫正

王船山认为诗源于人之情感,理本于人之天性,如一车之两辕,本不矛盾,只要能真正反映人的情感心性,以"理语"入诗同样可以写出佳作。他对以理语入诗的要求是"立风旨以生议论",反对纯粹的以议论为诗,以注疏、帖括、经语入诗。他对宋明性理诗的肯定与仿效主要原因是他要借性理诗之讴歌孔颜乐处、适性自然、流连骀宕来湔洗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某种超越;用纯素少雕饰的性理诗风格来改变自己昔日所学习过的马(司马迁)、班(固)、颜(延之)、谢(灵运)的精美富赡,以实现诗歌风格之多样化。但他对前人陷入禅学有所"修正",对多以道学语入诗、有类语录等缺点有所矫正。     

文学史应为朱熹诗留一席位

<正> “朱熹是理学派,诗非理学诗,论者以拟岑嘉州。”(转引自胡云翼《宋诗研究》)朱熹在诗坛上可否与岑参并论,此处不谈,单就“诗非理学诗”这一断语而言,论者确实慧眼独具,透过朱熹诗的理学表象看到了美的内质,从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令人遗憾的是,朱熹诗作至今不载于文学史。为此,拟结合朱熹生平和思想探讨其诗歌创作概况及其诗不断为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别是一家词——论李清照

李清照《词论》所说“词别是一家”,系针对苏轼等人而发。其实,早在她之前,苏轼同时代人陈师道、晁补之和张耒诸人便指出过“子瞻以诗为词”、“先生(东坡)词似诗”、“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李清照正是根据这种流行的议论提出自己的命题。“词别是一家”,即词有别于诗,其论点如下:     

唐歌伎与歌诗创作

唐代不少诗都是为歌诗传唱而作,而歌诗本就是一门涉及到声、舞、乐、容的综合艺术,其演唱者(歌伎)对歌诗的创作及传唱皆有较大的作用,从创作题材到作品风格及其声律,歌诗创作都深受其影响。     

论李东阳的《拟古乐府》

<正> 《拟古乐府》诗一百首,是明代李东阳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李东阳在该诗集的前面写有一篇《拟古乐府引》,其末尾署的时间是“弘治甲子正月初三”。可见该诗集写于弘治十六年(1503)以前。这一百首诗在艺术形式上是模仿汉魏乐府的。弘治、正德年间,诗坛上出现了拟古的倾向。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也提倡“古诗必汉魏”“今体必初盛唐”。清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曾把李梦阳的诗与李东阳的诗加以比较,他认为李梦阳的拟古诗是“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求其所以为空同(李梦阳号空同)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闻一多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正> 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民主战士。诗人论《诗》,把握诗的特质,发掘诗的真谛和艺术精华;学者论《诗》,学识渊厚,眼光犀利,考索赅博,立说翔实;战士论《诗》,思想激进,以科学和民主涤荡封建经学和陈腐观念的积垢。闻一多兼得三者之长,成为现代《诗经》研究大师。闻一多的《诗经》研究著作,除旧版《闻一多全集》已刊十种和早已佚失的《诗经长编》外,据其女儿闻(惠羽)钞录,北京图书馆存闻一多治《诗》遗稿尚有:     

邓显鹤与《南村草堂诗钞》

邓湘皋是一位杰出的湖湘典籍的整理者,其为诗由魏晋而入唐,主学杜、韩与山谷。其诗歌雄厚峻洁,磅礴沉郁。早期诗冲澹、婉丽而流宕;中期诗清雅、流丽而雄浑;晚年诗深厚、整饬、苍劲和峭拔。     

论《诗经》与中国古代诗学尚古传统

《诗》在成为儒家经书之前先经过了史化.《诗》作为历史典籍,其权威性早在孔子出生之前便已普遍深入人心.孔子的《诗》说,是从前人和时人用《诗》现象总结出来的.孟子也把《诗》作为史,他的用《诗》、解《诗》大多是把《诗》作为古训的,即要以古为训而不是要以经书为训.虽然孟子已有将《诗》经化的倾向,但《诗》之由史转经则是由荀子来实现的.以《诗》为史和以《诗》为经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引《诗》是以故(史)为训而后者引《诗》是以书(理)为训,前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历史的权威性,后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思想的权威性.汉儒在忠实继承荀子《诗》说的基础上完成了《诗》的经化,史化的《诗》一经经化,其"史"的价值和地位在诗学领域随之至高无上,作为经的《诗》使中国诗歌史上的传统意识的核心具有了崇古和宗经双重内容.     

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谈起——与万云骏先生商榷

万云骏先生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引严羽和元好问的诗评,以证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乏比兴,缺乏形象”,“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批评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对婉约与豪放两派的作家、作品“褒贬从心,抑扬失实”云云。对上述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故不揣浅陋,与万先生商榷。严羽的《沧浪诗话》成书在苏、辛豪放词派形成之后,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只批评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风,并无一字提及     

古典诗歌声律美及其现代价值的探索——兼评孟祥鲁著《中国诗歌声律学》

<正> 孟祥鲁先生在大学中文系除讲授古代汉语基础课外,还开设中国诗歌声律学专题课程.《中国诗歌声律学》(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孟先生积多年教学和研究心得,精心撰著而成。该书内容分绪论、中国诗歌的基本声律技巧(上、下)、古体诗的声律、近体诗的声律、词的声律及曲的声律等七章。对古典诗歌声律美的综合论述,尤其是对古典诗歌声律学的现代价值的探索,构成孟先生此书的鲜明特色。历来关于古典诗歌声律的论著,率多分别论述诗、词、曲的声律,着意于使读者认识诗、词、曲的不同的声律特性及格式。孟先生则认为:1、诗、词、曲除原本依据的音乐的差别外,其声律的原理其实相通;2、不仅古典的诗、词、曲的声律有其相通的共性,而且现代的新诗因仍是汉语的诗歌,其声律形式也仍然能从古典诗歌声律中获得滋养。基于这种认识,孟先生撰著的《中国诗歌声律学》一书,就不仅表述了他对于祖国古典诗歌声律问题的深入研究的心得,而且表现了他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而研究古典诗歌声律学的明确的宗旨。     

王维诗“诗中有画”成因探

诗歌为文学(语言)艺术,有人称之为时间艺术、表现艺术、听觉艺术;绘画为造型艺术.有人称之为空间艺术、再现艺术、视觉艺术等;两者分属不同的艺术范畴.为不同的艺术形态。从各自不同的修饰语看,它们从创作过程所运用的手段和表现形式及艺术构思.到艺术品的审美特点风格特色等等,都有着分明的界限和严格的区别。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从处理对象区别诗和画:“就处理对象说,诗属于精神哲学.画属于自然哲学;诗描绘心灵的活动,绘画研究身体运动对心灵的影响。”(《笔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人们更断然区别诗和画,德国的莱辛从创作角度区别诗和画:“只有那些搞不清诗、画两者界限的诗人们、画家们,才会继续把‘诗如画’当作金科玉律;绘画凭线条和颜色,描绘那同     

《四库全书总目》纠谬一则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蓝涧集》提要如下:　　明蓝智撰。其字诸书皆作明之,而《永乐大典》独题性之。当时去明初未远,必有所据,疑作明之者误也……笔者以现存文献为据,对蓝智之字进行考证。首先以《蓝涧诗集》(明嘉靖间刻本)的序言为据。《蓝涧诗集》原刊本是其友人上清道人程芳远所编定的。从其诗《赠程芳远入山》(诗集卷一)、《同程芳远游东林寺》(诗集卷三)以及其兄蓝仁《蓝山诗集》(明嘉靖间刻本)中的《题程芳远游方卷》、《石村卜居候程芳远》(均见诗集卷四)等诗可知程芳远与蓝仁、蓝智两兄弟均有交往。该诗集原序中提到蓝智的字…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论联句诗

联句诗是古代文人唱和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唱和诗有区别.联句诗始于柏梁,盛于中唐,宋元以后虽有继作,但成就均未超过韩孟.联句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一)逞才使气,调侃戏谑;(二)对偶精切,辞意均敌;(三)风格近似,意境浑融.联句诗对后世其他文体如戏剧、小说创作均有影响,元杂剧的定场诗或下场诗即与联句诗的形式有一定关联.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