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走出思想史研究的旧格局——读《中国传统政治思维》

自“五四”前夕胡适首次将西方学科划分的思想引入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以后,以思想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之名著书,以本体论、认识论、伦理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的分块法分论一人、一派、一时代思想的方法便成为定式。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就传统思想做学问的学者们才举起各自的旗帜,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价值。这种转变也同样发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本世纪初以来,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多是政治思想”的观点很流行,但直到80年代初,除了梁启超、萧公权、吕振羽等人几部著作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独立地位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只附属于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     

“思想史”的书写及其“自我规训”

<正>一、作为“写”的“历史”之“思想史”“思想史”的书写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思想史”的书写之所以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它是“写”的“历史”。在思想史同哲学史混而不分的年代,冯友兰先生便在其名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绪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有“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1))。从理想出发,我们希望“写的历史”同“本来的历史”保持一致,但事实上“写的历史”不过是基于“本来的历史”的一种创造,     

重返经验的可能性——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底色及其反思

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构以哲学史叙述为基本形态。哲学史的叙述为中国哲学引入了哲学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也使得哲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规范与方法。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和问题框架将在历史世界中发生的、朝向恒久之道的经典世界转变为思想文本，将在场景化具体经验中展开事物之理的表述策略转变为概念与范畴的抽取，二者的理论后果是以哲学史为底色的中国哲学可能既疏离了经典中隽永的经验世界，也脱离了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当下经验。从中国思想传统的经典性与历史性分析出发，通过“即事言理”思想方法的剖析，中国哲学获得一种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哲学思考与经验结合的方式能激生经典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独特方法和表述策略如果被视为一种通用的哲学方法，也可以推动面向当下经验的世界哲学建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格局及其学术体系构建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历史性的思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研究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逻辑进程、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以及思想图谱、所呈现的基本内容及其规律等作出全方位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以来“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实现了“中国化”,即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并整体性地呈现出“一体多样”的思想格局。总体上看,这一思想格局具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从“一体一样”到“一体多样”再到“多样一体”的历史阶段。这一思想格局的形成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了“再度青春化”,焕发了青春活力。面向未来,构建“多样一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重在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性”和“主体性”,以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着眼点,研究“一体”与“多样”的辩证关系,聚焦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进程中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等,并在上述问题的反思中赋予既有哲学学术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文明内涵,继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思想智慧。     

刘泽华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刘泽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主张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把握历史。他通过历史和思想史研究所得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形态。刘泽华自觉地承袭了侯外庐学派所开创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但是也将此方法推向了极致，这是因为他提出的王权主义理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完全融为一个整体。近年来，哲学史、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思想史研究内部出现的不同方法，都对刘泽华的思想史研究形成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学术、思想挑战，对反思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而推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庄子思想浅谈

(一) 庄周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曾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这部书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影响都是深远的。郭沫若同志认为:“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鲁迅与庄子》)秦汉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而儒、道、法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三家。庄子正是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作。二千多年来,它的哲学思想吸引着历代的思想家,今天,《庄子》的研究方     

“民贵君轻”论辨析──兼论孟子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

“民贵君轻”论辨析──兼论孟子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徐进大凡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以及政治思想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著作，都要论及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但前辈学者们对它的解释却大不相同。有的认为此论＂是说民的问题比君的问题重要＂；也有的说＂贵指民的重要性而言...     

论神话历史化思潮

论神话历史化思潮赵沛霖就对神话和神话思想发展的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而言，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神话思想史上任何一种思潮都不可能与神话历史化相比拟。然而，中国神话思想史上的这个头等重要的大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五四”以后才被作为一个...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试论两宋都邑志的生活史转向

宋代以前的都邑志如《三辅黄图》、《两京新记》等多是注重地理风土的记载而绝少涉及人物,即使到了南宋,官修的临安三志等作品也是延续了这一风格。南宋时的杭州已经发展成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市民生活的丰富多彩已是古史所未见,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体,只着重记述地理的旧都邑志已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作品应运而生,共同书写了两宋都市的繁华,也引领了都邑志文体向生活史方向的一次重大转向。     

宋代文献所见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研究之一

书法史上,书法遗迹版本问题的大量出现是在宋代,宋以前不明显.宋代书论文献中涌现出的书法遗迹版本问题,是与宋代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联的.它不仅是宋代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极具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北宋新学的兴衰及其理论价值

王安石创立的新学学派。在两宋学术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曾占据正统地位长达六十余年。然而,新学在两宋的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几经沉浮,终于在南宋时期的学术消长中为理学所取代。尽管如此,王氏新学本身却具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宋代思想转型中的二程与王安石

王安石新学在宋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河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新学在"道德性命"方面的内圣之学的不足,二程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并指出新学内在的学理弊病.二程也正是在对王安石新学进行深入批判的基础上发展其"内圣外王"的理学思想的,在宋代思想转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历史感思辨

二十世纪是一个历史观极度膨胀,而历史感极度萎缩的世纪。神化历史观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只知道研究历史所需要的种种观念体系,却丝毫不知道理解历史所必需的洞见视域。历史感并不是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东西。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存在视域,历史感是历史学家的存在本质,史料是历史学家的存在形式。历史感的这种洞见、关注和凝视就是一种"看",而史料则是一种"说"。历史感优先于史料,所以"看"优先于"说"。     

历史解释的性质--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不同的历史解释

通常,历史哲学指的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不可割裂的分支,一个分支是试图在事件的进程中,或在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发现某些意义或重要性,另一个分支是对历史研究进行哲学分析,即对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概括.在当代文献中,这两个分支分别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出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在解释历史方面的区别,说明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性质和重要意义.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王安石的咏史怀古诗

王安石的咏史怀古诗善于抓住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联系,多方面展现宋代的社会生活和诗人的胸襟抱负、人格理想,其议论精警,风格沉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对中国古代咏史怀古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