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墙兴废与明清苗疆社会

苗疆边墙的修筑,是明清两代中原王朝在经营西南地区过程中,采取的诸种防苗治苗措施之一.文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边墙兴筑过程的梳理,初步澄清了以往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中存在的一些舛误或偏颇;并进一步讨论了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苗疆边墙兴废折射出的明清数百年间苗疆社会变迁的某些重要侧面.     

中国元素2014年度获奖作品选登

作品名称：苗疆元素 国际表达 获奖者：贵阳中视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点评评委：钟锡强 威汉营销传播集团 首席创意执行官 点评内容：苗神话、苗图案、苗工艺、苗生活成为女士们每天拉风的时尚,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找到高难度的平衡。     

"苗疆边墙"与凤凰民族文化景观分区

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已成为国内著名的文化旅游区,从其景观文脉来看,多元民族融合文化为其特色,且"苗疆边墙"在其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分异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苗疆边墙"为线索,研究凤凰民族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地域分异,为有效地整合凤凰文化旅游资源和合理地设计其旅游地形象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     

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

清代统治者办理苗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力图在苗疆建立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使边墙的修建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边墙框架下的湘西苗疆,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湘西苗疆逐步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家庭中,中国文化版图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清代苗疆土地政策的嬗变与帝国权威的下移

屯田是清政府贯穿始终的苗疆土地政策。乾咸时期,清政府在苗疆采取“抑客护苗”的政策,如汉苗隔绝措施、汉民禁侵苗产、规范汉苗土地交易契约、严控汉民置买苗产、打压高息借贷、严惩流官渎职等来保护苗民的经济利益,维护苗疆的政治稳定。从留存的清水江文书可知,咸同“苗乱”之后,中央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善后措施,将苗疆田产分为常业、本业、屯业、存业、叛业、绝业等。与清代前期实施的政策相比,体现出帝国权威不断下移,直接触及到苗疆乡村社会。     

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

本文把清代苗疆边墙放在明清数百年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对话中详加检讨,形成一个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基本结论:与明代边墙不一样,清代边墙已不再纯粹是一道军事工程,而是国家为解决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族矛盾,在长期的民族政策对话中实现的一项民族制度创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基于军事安全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在多民族社区的成功运作,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多民族社区的近代化重构目的。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苗疆边墙试析

<正> 苗疆边墙是明朝统治者在湘西苗区修建的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探讨它的产生、作用和消亡,对帮助我们了解明朝统治者在湘西苗区的政治军事很有价值.一湘西苗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产生边墙的基础,苗民对统治者的强烈反抗是修建边墙的决定因素.     

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

本文通过正史和地方志资料,加之作者的实地考察,详细地考证了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和"边墙"的沿革与兴废,并指出其历史地位。作者认为,堡哨"边墙"是镇压、控制当地少数民族的特殊军事设施和暴力工具,但在客观上和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保留和维持"苗疆"相对稳定的历史作用。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