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用实际行动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大革命”不匆忙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再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辩证评价四个阶段。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问题研究

"文化大革命"的决策问题,是指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的过程。毛泽东认为在政治领域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家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中;在中共党内出现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出了修正主义;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单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解决中国社会中的"黑暗面"问题。为此,他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犯了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之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其方案的规划违背了决策时应遵循的信息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等原则。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文化大革命”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学术界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国内不安定因素和部分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都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诱因。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内容是构建一种“逐步限止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止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鲜明表现为“人民公社“思想和《”五七“指示》,而这两者又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是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混淆了文化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争论中普遍运用无限上纲的方法以及对文化战线的总体认识存在明显偏差。深刻把握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相互关系,对于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试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指毛泽东本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看法。它既有正确的理论观点,也包括工作中的失误。本文试从这一新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差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治文化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

“文革”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合法性,它在一定时期内对“文革”起到强烈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但是由于“文革”政治文化自身及其所支撑的政治实践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遂决定了它的支持与推延作用是有限度的。     

论毛泽东的"重农"思想

毛泽东一生心系农民、关注农村 ,竭力寻求农业发展的途径。他在分析和判断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逐渐形成的“重农”思想是笔珍贵的财富。当前 ,重温和回顾之 ,鞭策我们更深层地去思考“三农”问题。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理论界关于“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态度的认识再度变得模糊不清。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信任有加的。     

“文革”时期毛泽东生平传记的文本研究

"文革"时期,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一些群众组织和单位编写、翻印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生平传记的内部资料,其版本之多,数量之大,的确难以作出准确统计。但是,在这众多的版本中,无非是翻印和重印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马玉卿的《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颂东写作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个文本。这些文本的毛泽东生平传记,除斯诺文本、萧三文本外,其他的虽然有不少个人崇拜的东西,但从另一角度看,研究这个时期的毛泽东生平传记文本,对于我们今天完整、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孔子与“文革”

“文革”的反传统众所周知,何以如此学界却众说纷芸。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选取大同理想、内圣外王、圣人崇拜、《大学》之道、《春秋》立法与“文革”的革命旨向、思想话语、个人崇拜、新人模式、以史代法作相应的比较分析,可显明地看出传统儒家与十年“文革”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表面上是反传统,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在现代最大规模的外王实践。     

毛泽东对现代化的误解兼拷问“文革”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准备和启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全民参与和社会整合的结果。换句话说,正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孜孜不倦地追求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艰辛卓越的探索,使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实践的第一位设计者,而他的方案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的第一次设计。这第一次设计已经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各个基本层面。尽管他的方案仍然存在大量与现代性直接冲突的不合理性,但整体来看其合理性成分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史上留下深刻印迹。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革命委员会"定名的缘由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中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定名为“革命委员会”,源自土地革命战争。它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早期红色政权及其建设经验的一往情深,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良好愿望。     

“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与历史上毛泽东对林彪极其赏识有关,第二方面与"文革"前林彪已是接班人人选之一有关,第三方面与毛泽东在做最后决断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有关。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固然是错误的,为此他要负主要责任,但没有一套科学的选人机制也是毛泽东犯下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重要的是要在选拔干部的问题上加强制度建设。     

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研究

本文主要论述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基本认识,并讨论了制度作为决定性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中的特殊地位。     

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2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作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围绕此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信的动机和主旨以及信中若干论断,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检视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