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先生《庄子补正》再版前前后后

云南大学已故教授刘文典(1889~1958)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庄子补正》,该书是他—生研究《庄子》的重大学术成果,其对《庄子》的考释、补正之卓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是人们研究《庄子》的必读之物。1939年陈寅恪先生为该书作序道:“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1962年张德光教授为该书再版作《庄子补正跋》又曰:“补正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     

《庄子》与中国诗史之源

本文考察了《庄子》与中国诗史的关系，文章认为：《庄子》的审美情感开拓了诗的疆域；庄子创造了丰富的意象、全新的意境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庄子》的艺术精神超越了同类文化典籍，足以与《诗三百》、《楚辞》鼎足而三；以《庄子》为中心形成了道家诗学体系；《庄子》在塑造中国古代诗人心态，建构诗人人格模式，规范诗歌创作流向诸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庄子》是中国诗史之一源     

陶渊明诗文与《庄子》的关系思辨

从文学价值看,《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巅峰之作,它的哲学思想与文学特性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广影响。但从后世文学观之,人们对《庄子》之形与神的吸取,又显然是有选择性的,陶渊明就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人。他对《庄子》的承传不仅侧重于神的一面,而且在这一侧面上也表现为一种承传、突破与革新的态势。探究陶渊明诗文与《庄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梳理《庄子》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演变历史,有着重要与普遍的意义。     

陶渊明诗文与《庄子》的关系思辨

从文学价值看,《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巅峰之作,它的哲学思想与文学特性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广影响。但从后世文学观之,人们对《庄子》之形与神的吸取,又显然是有选择性的,陶渊明就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人。他对《庄子》的承传不仅侧重于神的一面,而且在这一侧面上也表现为一种承传、突破与革新的态势。探究陶渊明诗文与《庄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梳理《庄子》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演变历史,有着重要与普遍的意义。     

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是汉代最有影响的文学体式,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策士文学和楚辞对它的影响。实际上,《庄子》对它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文章研究《庄子》对汉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 汉赋学习了《庄子》寓言式的手法;2 汉赋中的一些艺术形象取源于《庄子》;3 汉赋的语言受到《庄子》思想和作品的影响;4 汉赋艺术风格的变化受到了庄子思想的推动。     

文学评点与宋代的《庄子》文学解读

文学评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形式,是在宋代发展起来的.《庄子》散文有着极高的艺术感染力,明清两朝评点者甚众.文章选取《庄子》为个案,以对《庄子》文本在宋代的历时性解读为切入点,梳理评点学在宋代开始走向成熟的内在脉络,力图在总结评点方法得失的同时,深化对《庄子》散文的研究.     

《庄子》的道数与《周易》象数

本文根据一些学者关于《庄子》一书的篇章结构、《逍遥游》中大鹏的形象和其它意象与“道数”７、３６之关系，进一步明确揭示《庄子》的“道数”与《周易》象数的关系。认为《庄子》的“道数”源于《周易》的象数模式，并由此推断庄子的道论和哲学体系是在《周易》象数模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爱弥儿》与《庄子》自然教育观的跨文化对视

《爱弥儿》与《庄子》虽属不同语境下的多维性专著,但它们都有自然主义教育的理论倾向。因文化时代背景各异,"自然"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中有着特定的内涵。将卢梭与庄子的自然教育理念横加比较,二者虽因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诉求,但我们也会惊喜地发现卢梭和庄子的思想有着微契合之处。厘清两位哲人的自然教育观,对现如今教育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庄子“物”论

从《逍遥游》《齐物论》到《天下》篇，“物”一直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借助中西哲学的会通视域，从《天下》篇的物论入手，由物判别诸家思想，进而揭示庄子物论中关于人与己、人与他者、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万物与道的多重关系，方得真谛。列维纳斯的享受概念，是我们借以澄明庄子物论，特别是其自由逍遥思想的极佳参照。由此，庄子的形而上学思想和信仰可能性，特别是庄子对个体性的证成路径，得以澄明。     

《庄子》神话的生命哲学解读

为了探究《庄子》神话的真正用意及与其思想主旨的关系,采取了文献解析方法,通过对神话思维和生命哲学的分析,指出庄子哲学是生命哲学,为充分而深刻地传递其生命思想,《庄子》采用了多种表达方式,神话由此成为《庄子》文本的重要组成,借助于神话庄子的独特的生命哲学思想得以呈现,其中浑沌故事、鲲鹏神话、不死鸟神话等对生命原初本然之＂道＂、生命自由与永恒等生命哲学思想的彰显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

明初 ,针对元代佛教的诸多流弊 ,对社会僧团进行了多方面整顿 ,诸如 :改革度牒颁出办法 ,严格剃度 ,淘汰僧尼 ,严肃戒律 ,裁并寺院等。经过整顿 ,元代以来佛教内部出现的严重颓靡之风大为改观。洪武后期还进行过“清教”。所谓清教 ,不过是一场清肃僧徒中“胡党”的政治运动 ,与整顿佛教的既定方针迥异 ,不能混为一谈。     

论魏晋佛学与庄子学的互相倚重

魏晋玄学盛行之时,大乘般若学攀附老庄(尤其是庄子)的态度更加明朗化,甚至从理论上自觉总结出了以老庄学说来比附般若空学的"格义"、"连类"之法.反之,当时的老庄学也借助于佛学,尤其是东晋支道林,则更以般若性空学说来阐释《庄子*逍遥游》,卓然"拔理于郭、向之外",从而为庄子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张籍的方外之交及佛道思想研究

张籍虽一生笃信儒教,但他和僧人道士亦有较为频繁的交往,且有诗歌酬唱赠答。张籍晚年思想较为消沉,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甚至有服食丹药的经历。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孙吴统治者之尚巫及其对待道教、佛教之政策

孙吴统治者出自寒门,在文化上轻视儒学而迷信方术,孙权、孙皓等统治者不仅与葛玄、介象等神仙方术之士交往密切,征用不少道术人物为宦,而且公然造神,孙吴宫廷中充满了巫筮气息,进而刺激了江南道教的发展。孙权、孙皓以巫术鬼神看待佛教,又以僧人入宫为官,支持创立佛寺,资助佛经翻译,从而为佛教在江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机缘。     

论中国山水画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

中国山水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儒道释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学道参禅的比比皆是,有的本身就是和尚或道士,在他们的绘画创作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儒道释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山水画家的审美情趣、创作思想、创作实践、创作风格和创作方法。     

论道家学说与先秦士人心态之关系

道家学说与儒学都是先秦士人心态的话语显现。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先秦士人心理上普遍存在着一种由恐惧、忧虑、危机感等情绪构成的“基本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与老庄之学都是这种基本焦虑的派生物,因而它们也是这种心理症侯截然相反的两种治疗方式。     

从冯惟敏及其剧作《僧尼共犯》看晚明曲家嘲佛之风

冯惟敏一生狷介耿直,以儒立身。其剧作《僧尼共犯》以调笑的笔法批判了让人断欲绝爱的佛教教义,从侧面反映出晚明丛林窳滥的社会现状,塑造了具有一定人性解放姿态的主人公形象。冯惟敏的嘲佛心理一方面源于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则与晚明时代风潮有关。晚明曲家的嘲佛之风可以从政治因素、佛门乱象、佛学创新力和佛教教义四个方面探究原因。     

彭绍升佛学思想探微

彭绍升是清代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他先学儒,后入道,最后皈依佛学。其佛学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以净土为归,倡导净土实修;第二,释禅净之争;第三,通儒释之阂;第四。倡三教一原。彭绍升的佛学思想不但在佛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也对近代公羊派等硕儒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即是试图通过对彭绍升佛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原因、主要内容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丰富学术界对这一清代重要思想人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