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寂深渊》与《奥兰多》浅探20世纪初期英国的性别空间创建

性别平等是19世纪以来妇女运动的核心诉求。在19、20世纪之交，个体性别观之形成围绕着生理决定论和文化养成论的辩论展开；与此同时，性科学的崛起也意味着性相（sexuality）在个体性别身份建构中，益发成为关注的焦点，益发成为与（生理）性征（sex）、（社会）性别（gender）鼎立而论的重要组成。本文拟以同为1928年出版的《孤寂深渊》和《奥兰多》为文本依托，由此一窥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复杂的性别观念；论文并采朱迪丝·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为视角，对比探讨这两本小说在建构主体性别与性身份上的不同侧重策略。本文认为，《孤寂深渊》欲以“性倒错论”科学话语为同性恋者开脱污名，塑造了20世纪英国社会第一个公开的女性性倒错者形象，但是其主人公仍深困在僵滞的二元性别规范中，无法提供性别身份平等的启示。而《奥兰多》以主人公变性、变装等荒诞的情节刻意错置了性征、性别和性相，挑战了异性恋规范所强制框定的三者对应关系，从而建立了一个性别意识流动、性别身份宽容的乌托邦。     

论巴特勒性别操演论的生成逻辑与伦理转向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巴特勒围绕社会性别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性别理论,其性别理论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女性和性别研究,而且正在影响整个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巴特勒的性别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操演",通过对性别身份进行操演,巴特勒解构了传统的性别理论,建构了福柯式权力谱系学的性别理论,表现出了对话语能动性的高度关注.与马克思由主体能动性走向实践理论不同,在这一系列的批判和解构过程中,巴特勒始终考察的是一个在话语中生成的、不确定的性别.而这个性别所呈现出来的脆弱特质恰好迫使其构建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在对生命政治学的进一步反思过程中,转向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伦理学.     

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关于《性别麻烦、女性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话语》的思考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理论和精神分析话语》一文中首先从女性的多样性和区分的排他性、本体论的整体性、主体的男性特权、权力话语批判以及重建包容性的女性区分等方面阐述了女性和女性主体命名的麻烦,在从无意识、认同秩序、异性恋管控三个角度确立了性别主体和性别身份的非稳定性前提之后,巴特勒主张以性别身份确立的性别主体的身体性别是肉体风格幻想的述行。而后她以扮装的戏仿解构了原初稳定的社会性别假象。由此巴特勒最终为她提出的性别麻烦提供了解决策略。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是“目击者”型的圆形人物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20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作家之一,《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公认为其最完美的作品。在小说中,菲茨杰拉德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人物形象,其中的叙述者尼克可谓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完美产物。菲茨杰拉德运用"目击者"型第一人称叙事角度,描写整个故事,并借助故事情节的发展,使尼克的形象更加丰富完美,从而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整个作品通过尼克独特视角的叙述显得真实而又客观。本文旨在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目击者"型叙事角度和圆形人物的构成进行探究论述。     

萨拉·朱厄特在《乡村医生》中对性别教育模式的重构

在美国文学史上,萨拉·朱厄特是一位重要的女作家。《乡村医生》是她于1884年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但就作品关注的两性性别教育话题而言,《乡村医生》又称得上是一部“现代小说”,折射出作者对其所处时代的性别教育及其模式的看法和思考。遗憾的是,这在现有朱厄特的社会性别研究中并没有受到重视。基于此,借助社会性别研究的视角,分析朱厄特在《乡村医生》中对理想性别教育模式的探索和建构,解读作者的性别教育观,指出作者并不否定对两性进行必要且合理的传统性别教育,她批判的是无视个体差异的父权制刻板性别教育模式,呼吁对其进行解构,她进而主张对两性进行双性化性别教育,并以此去实现对理想性别教育模式的重构。     

消费社会中“被物化”的新潮女性--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赏析

菲茨杰拉德在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三位负面的女性形象,她们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人生目的,经历了深刻的物化过程。基于消费主义理论观点,分析小说中三位主要女性人物“被物化”的道德价值观和“被物化”的恋爱婚姻观,探索她们被物化的根源。     

阿齐兹的“复调小说”理论解读

《印度之行》是爱·摩·福斯特的代表作,而作为其主人公的阿齐兹一直被评论界视为研究《印度之行》的一个突破口。本文将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分析他不同“自我”的对话及其思想的变化,指出“对话”是人们取得进步的基础,从而使读者更好地了解阿齐兹这个人物,更好地理解《印度之行》这部作品。     

神话改写与性别重构 ——阿莉·史密斯《女孩遇见男孩》的性别研究

依据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围绕异性恋矩阵、性别认可、性别排斥机制等概念分析了阿莉·史密斯的小说《女孩遇见男孩》中同性恋、性别流动性和跨性别形象.通过对神话的改写,史密斯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界限;通过对传统性别秩序的颠覆,史密斯揭露了性别二元建构的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小说中多元化的性别气质和性别的细致刻画,表达了拓宽性别可能性和建立一个开放的性别秩序的必要性.     

民族·性别·历史叙事——重读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

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中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及其性别表述,敞开了文本在多重话语缠绕下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从民族和性别的角度考察可以看到,一方面,小说对主要人物的塑造体现了传统的性别定位;另一方面,作者在修改版中借助于对人物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的置换传达出一定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小说以朴素的女性关怀再现了处于历史边缘的蒙古族女性的生命境遇;作者对特殊身份女性形象的艺术处理,显示了民族性别深层审美心理的外化。     

叙事学研究 主持人语

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以伊恩·麦克尤万的《赎罪》为例詹姆斯·费伦/文申丹/译亨利·詹姆斯与“视角”J·希利斯·米勒/文申丹/译     

论小说人物话语的表现策略及其艺术效果——以《宠儿》为例

小说作者通过人物话语表现方式的选择,可以加强或削弱“讲述”和“表现”的效果,能有效地引导读者自由出入小说阅读的不同审美空间,从而调节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控制文本作用于读者的情感效果。小说的叙事负载着种种社会关系,作者表现人物话语的策略蕴涵了丰富的社会意义。本文以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为例,阐述了小说人物话语的不同表现方式及其艺术效果。     

约瑟夫·海勒小说中的死亡书写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家约瑟夫·海勒作品中的“黑色性”,主要是指小说中的死亡书写.海勒的小说人物展示了人类在精神对抗物质的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死亡威胁面前挣扎着生存下去.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小说人物产生了对时空的错乱感.尽管死亡是海勒小说的中心主题,但是死亡并不是其作品的最终归依点.海勒的小说总是蕴含了“再生”的希望,可以被称为“充满希望的黑色幽默小说”,这也是海勒区别于其他黑色幽默小说家最重要的一点.     

圣经原型批评视角下的《最后一片叶子》

原型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文章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分析欧·亨利短篇小说《最后一片叶子》,认为小说从主题到人物及各种意象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原型。主人公老画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画了一幅杰作——最后一片叶子,拯救了年轻女画家的生命,表现了《圣经》中的拯救主题;老画家的光辉形象正是基督耶稣的形象;小说中的常青藤象征《圣经》中伊甸园的生命树;肺结核蔓延的小镇象征《圣经》中的地狱。     

谈《了不起的盖茨比》独特的叙事视角

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事视角新颖、独特。整个故事都是尼克根据回忆用第一人称“我”写出。尼克在故事中具有双重视角。有时作者根据需要把叙事视角做了点变动。整部小说中人物内心的描述与外部描述不断交替出现     

中国古代小说身势描写的性别诗学

从现代身势学和性别诗学的视角看,中国古代小说的身势描写包含着对照鲜明的性别意蕴。首先,在“阴阳殊性”、“刚柔有体”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男性的身势基本被定性为“壮”,而女性身姿则常常被定性为“娇”。就小说涉笔的人物身势造型而言,男、女立姿的挺直与斜倚,以及步态的稳健与轻盈,相比较而存在。除了实写之外,中国古代小说还对男女身势进行了性别喻说,而所使用的喻体意象则大致有“松”与“柳”、“奔马”与“飞燕”、“道貌”与“仙姿”之别。这种描写虽取决于一定的生理因素,但更是社会化使然,是男性霸权话语作用的结果。     

重解《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戴西这一女性形象

戴西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数评论都认为她是个浅薄、虚荣、自私的女人。本文试图结合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和福柯关于话语权的理论从作者、盖茨比、汤姆和尼克四个男人的话语中分析戴西这一人物,并结合小说对戴西的描述重新解读被男性话语歪曲了的这一女性形象。     

“义利之间”看《三国》

《三国演义》以“义”贯穿全书,凸显了义利取舍对于人物道德评判的重要作用.小说在“拥刘反曹”的思想框架下,刻画了众多在义利取舍问题上颇具代表性的不同人物,表现了坚持正义、惩恶扬善、公而忘私、避辱趋荣等种种价值取向与道德追求.特别是以义为上、公利为先的思想观念,在这部小说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义利之间”是读者打开认知《三国演义》中众多人物的道德面貌和美学价值之门的一把关键钥匙.     

“奔跑”的意义——从《孽子》看边缘文化的抵抗

本文从性别研究的相关理论出发,结合《孽子》这一部小说,分析了文本中“奔跑”这一行为所包含的特殊寓意。指出了在《孽子》中一首一尾两处“奔跑”的不同,这种不同凸显了边缘文化对待自身的多重建构以及对待主流文化的抵抗。“奔跑”这个动作不仅仅是逃避、释放身体本能,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对真正平等的期望。     

寂寞中的呐喊 窘困中的突围──'94文学旗号之我见

一也许，未来的中国文学史提到1994年会描上独具风采的一笔。别的不说，单就以若干刊物为阵地亮出的色彩缤纷的大学旗号就足以令人赏心悦目的了。如《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钟山》、《文艺争鸣》的“新状态文学”，《上海文学》的“文化关怀小说”．《上海文学》、《佛山文艺》的“新市民小说”，《花城》的“新小说”．《特区文学》的“新都市文学”，等等。这些旗号所指不同．内涵各异，展现的方式也各有千秋，但是面临文学的生存竞争所表现出的抗争性拼搏，则不能不说是它们的根本一致性，不论它们本身是否坦诚认同。八十年代中…     

踏上涅槃之路——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女性主义解读

托妮.莫里森对自己的定位是“黑人女性作家”,她多年来也始终围绕着种族与性别这两大主题进行着女性主义书写。在她的八部小说中有七部以女性为主角,而在仅有的一部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所罗门之歌》中,女性人物的形象同样丰满突出。这样看来,读莫里森的小说就仿佛是在看一幕幕黑人女性成长的悲剧。其实,在莫里森的小说中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即在性别与种族的双重压迫之下黑人女性踏上了一条自我追寻之路。莫里森的八部小说围绕着影响黑人女性一生的几大主题因素（美丽、友情、家庭、爱情、母爱、嫉妒、疗伤、女人间的争斗）展开,表现了黑人女性的苦难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