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选择与优化

"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可以采取国别性保护、世界遗产式保护和区域性保护三种模式。"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别性保护模式存在保护不一致、外部监管缺乏等问题。"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文明成果,但不可能全部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予以保护。"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区域性保护则能够有限度地统一保护标准并将保护更多遗产。中国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选择建构中应积极推动更多"一带一路"文化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要积极引导沿线国家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充分发挥区域性保护在"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探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人身依附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共存而致使其保护非常复杂。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模式和产业导向开发模式,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不少问题。生产性保护模式是一种新模式,通过深化生产性保护理论、建立生产性保护界限和约束制度、避免生产性破坏、创新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设施投入模式等措施,以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生产性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政府主导型抢救模式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个民族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实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国家主导型抢救模式是应用广泛、效果突出的一种保护模式。本文将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公共品性质入手,探讨国家抢救模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要运作方式及其利弊得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素及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机理、保护原理和发展规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可在传承主体、传承客体、传承载体、传承权益和传承受众体等五个保护要素方面进行创新,并据此构建区域覆盖型、组织孕育型、民间成长型、开放增值型和融合重生型等五种非文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歌保护模式研究——以山西河曲“山曲儿”、左权“开花调”为例

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河曲“山曲儿”与左权“开花调”双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歌保护模式的研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民歌保护模式的确立要考察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形成整体性保护,以民歌文化为中心构成了文化、社会、自然三个生态圈,以及文艺主体生态系统、文艺本体生态系统、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诸因素组合而成的文艺生态场.民歌保护模式的中心环节是抓住传承机制,传承机制的核心是要保护传承人,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与对民歌文本的静态保护是延续民歌生命的双重保证.从山西民歌的生存实际出发,我们设计了在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地带的河曲县建立整体民歌生态区,而在太行山农耕与游牧交汇区的左权县实行民歌村与民歌保护从娃娃做起的保护模式,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民歌保护的一次有益探索.     

我国文博管理制度改革发展的基本路径

随着博物馆和文物保护事业的迅速发展,改革与完善我国文博管理制度已成为当前推进我国文博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基于我国文博事业发展的现实诉求,当前文博管理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应在于完善博物馆理事会制度,提升博物馆的治理能力,改良文化遗产保护的载体;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产权登记制度,优化文化遗产保护的秩序,增进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动力;建立健全文化遗产生态代偿制度,营造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环境,实现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长效、可持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模式研究

近年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相关研究者一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归纳为三种模式: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以及整体性保护。也有研究者从部分地区将其与公共文化服务整合起来的实践出发,归纳出第四种保护模式——服务性保护。但是,这一模式论在国家大力加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应当进行重新认识。新形势下的服务性保护,是基于基层公共精神、公共文化的塑造上已经发挥和必须发挥的"文化治理"功能上的互为所用及路径整合。公共精神的发现与重塑是其核心内容,调动广大群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是服务性保护实施的关键所在。     

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完善探析

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在国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漠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加快、过度旅游开发、管理不当,都加剧了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我国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从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应确立工程立项文化遗产评估先行程序,确立文物保护经费的政府责任,组建文化稽查警察队伍.从制裁破坏文化遗产违法犯罪行为的视角,应强化对破坏文化遗产行为负直接或领导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对法人违法犯罪,在进行刑事、行政责任追究的同时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严密破坏文化遗产犯罪的刑事法网.     

论新型民事权利的创设——以商品化权为研究对象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新型民事权益不断涌现。对新出现的民事权益主要有两种保护模式：利用已有权利的多元保护模式与创设新型民事权利的专门保护模式。角色商品化是一种新型的商业行为,对角色权利人的保护同样存在上述两种保护模式的选择。新型民事权利的创设不应仅考虑某一具体问题的解决,而应从更广的视角进行分析,如利益分析、必要性分析、体系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应尽可能利用已有权利保护新出现利益,只有已有权利不敷使用时,才可考虑创设新的民事权利。就角色权利人的保护而言,当前我国已有权利可以提供较为充分的保护,无需创设专门的商品化权。     

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以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为考察对象

景宁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但濒临消亡的危机.应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法和地方性的法律保护条例,遵循"抢救在先,保护为主"的立法原则,采取"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法律保护模式.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分析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在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建立了较为规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工作;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初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维护。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也面临专业机构不健全、人才缺乏;理论研究薄弱;现代化保护模式欠缺;民众保护意识淡漠等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维创新:重庆例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对重庆市巴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利用的个案研究表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利用,需建立和完善由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作为保护传承及利用主体的三维构架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多维视角

法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已出台的地方立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认知,立法中也未有相应的设计。因而,需要明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亟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以便今后在制定相应法律规范的立法过程中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在城市管理中,由于公共性的迷失,城市更新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张力持续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状况堪忧。城镇化进程与城市更新进程的交织生成了中国式城市更新模式,这一更新模式受到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使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回归城市管理公共性,城市更新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都是城市管理的内容,都是公共管理行为。要在城市管理公共性这一根本属性下,探究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契合点,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少数民族村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以三台山德昂族村寨为例

以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村寨的保护性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文章分别探讨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价值及保护和开发的问题。认为少数民族村寨由村落文化空间、口头传统、节庆、手工艺品等构成,具有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和经济价值。通过民族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互动,探讨用保护性旅游开发的理念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的新模式,以实现其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双赢。     

现代品牌化管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以山东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其民族文化推广的重视程度,是国际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很多地方在这方面还存在开发不当、开发不力及开发不止等问题.仅凭政府行为和民间自觉难以有效地保护非遗资源.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导入品牌化管理,走“品牌化”道路是有效的保护方式.     

河北涉县女娲祭典的文化研究

河北涉县女娲祭典已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方面体现了女娲祭典在我国民间信仰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文化现状亟待保护与传承。在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涉县女娲祭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当坚持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以女娲祭典为文化平台的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可持续性,对民间信仰文化的保护传承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分析——以徽州目连戏为例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抢救、保护、传承和利用。对于被保护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切实地延续其文化生命力,还需进一步挖掘其价值与功能。把社区文化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结合起来,是一条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命力的有效途径。结合社区文化建设的视角,分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目连戏在开展群众性社区文化活动中所具有的文化娱乐性、文化参与性、文化寓教性和文化认同性四个方面的功能。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已成为乡村宝贵的旅游财富,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已逐渐发展为振兴乡村经济、文化、生态的强大促进力。然而,在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复兴过程中,却也受到工业化、城镇化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内外部冲击,面临文旅产品整合创新不足、产业布局缓慢等与旅游发展融合不畅的复杂困境。鉴于此,该文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困境进行具体化分析,并根据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性提出文化遗产资源整合规划、保护开发并举等可行性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期有效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旅游业发展困境,助力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有效化开发、全方位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利用”问题的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时至今日已近十年,在"非遗"保护的实践中,在贯彻和落实保护方针的过程中,"非遗"保护呈现出众多有待解决的"实践命题"。本文以江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保护与传承实践为依据,以"非遗"为主体,解读"非遗"保护中"十六字"方针"合理利用"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