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佛教禅宗与中唐艳诗复兴

佛教尤其中土禅宗对中唐艳诗复兴具有推动作用.诗僧在即色悟空名义下的艳诗创作,作为中唐艳诗复兴的组成部分,通过其理论倡导和与世俗文人的交往,从佛教内部为艳诗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唐文人艳诗以禅喻情的特点,更体现了禅宗通脱不拘的形式及其时于诗人创作的浸润和影响,是唐代诗禅? 交涉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宦官家族的建构与唐后期政治研究——以宋国良家族为中心

唐后期出现了许多宦官家族,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宋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史籍对其缺乏记载,致使其世系及事迹皆湮没无闻。新出土的《宋国良墓志》十分重要,通过这一个案不仅可具体探讨宦官家族的世系、婚姻、信仰及相关史实情况,并对唐后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泾原兵变、讨伐淮西李希烈、平定西川刘辟以及神策军京西北诸镇设置等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助益,有助于弄清历史细节,补充史籍之疏漏。     

楚声与兮——赋、骚关系小议

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先唐"幽兰"书写的演变 ——兼论《幽兰赋》与初唐士人心态

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左传》等典籍中已经开始出现幽兰意象,屈原开辟了士人竞相描摹幽兰的先河.汉魏六朝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幽兰"书写成为一种时尚.或以其芬芳修饰事物,或以其美丽喻佳人,或以其高洁而比君子,或以其同题乐曲而增加文学意味.初唐杨炯的《幽兰赋》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而王绩、王勃、骆宾王、陈子昂等下层士人多喜写幽兰,正是因为幽兰与他们才高位蹇的命运的相似性.     

萧颖士与中唐文风

从陈子昂以雅革浮到韩愈、柳宗元抵轹晋魏这段时间,中唐文风经历了由华靡富艳、艰涩曲奥到朴实庄严、浑厚流畅的飞跃。萧颖士对于中唐文风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故研究其文学思想,能探究中唐文风的理论体系。作为常州进士的第一人,其文学思想的变化是整个中唐文风变化的写照,他对中唐文风的形成有开创之功。     

论谢灵运和山水游览赋的关系──以《山居赋》为中心

谢灵运的山水游览赋以《山居赋》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在表现手法上具有写实性,在题材上则更侧重于描摹山林而非铺写水势。在细腻描绘山林的过程中,作者并未投入太多的人生感慨,也不让世俗的情感干扰自己的叙说,而是让心灵沉寂在大自然中,引导读者在审美活动中获得精神的自由和灵魂的净化。这一特点对山水诗的产生有着积极的作用。     

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

"九·一八"后的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文化乃是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本或生命,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复兴来促进或实现民族复兴。他们还从"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追述中国文化昔日的辉煌,以说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完全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是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另一种努力,是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证中国文化的本身蕴含了很多可供自身复兴的因素和能力。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知识界所讲的文化复兴,就主流意识来看,并非是文化复古,而是新的文化创造。     

论“元祐赋”：以苏门文士为中心

“元祐赋学”是“元祐学术”的内容之一。当时主张复科的苏轼等面临着来自新党和旧党两方面的攻讦和质疑。缘此,苏轼、黄庭坚在元祐期间躬身写作律赋及“效进士体诗”,并组织、教导门人写作律赋,乃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诗赋取士的实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由苏、黄等一代文师倡导、参与的“元祐赋”,不仅仅是科场应试的工具,更兼具文学、思想和文化的价值。     

中唐思想文化的精神品格及美学蕴涵

“安史之乱”以后 ,随着时代的迁移和历史的变幻 ,唐代的思想、学术及艺术审美等历史文化逐渐从前期过渡、延展于后期阶段。笔者认为 ,以中唐为主要代表的唐代后期文化 ,不能仅仅理解为是盛唐精神的衰落。在此时期 ,思想文化领域里表现出较为活跃、开放和自由的特征。它不仅在许多方面卓有建树 ,而且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化发展中 ,也构成极为重要的一环 ,成为“古今百代之中”。同时 ,唐代中期思想学术和社会思潮的核心理念是复兴儒学 ,即以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重新确立儒家的价值观念 ,并以此来匡正时弊 ,解决新的时代课题。儒学的重新振兴和自我建构已成为中唐历史—文化发展的时代契机与直接动力。理清和把握这一历史发展脉络 ,对深入认识和分析中唐历史文化及艺术审美的主要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异境想象与现世感知——论先唐神游赋虚构世界与现实空间的互动

神游赋是先唐时期颇为兴盛的一种文体,自《离骚》开始,一直到南北朝绵延不绝.在先唐神游赋的发展过程中,经历巫文化、黄老之学、儒家思想、玄学思潮、新自然主义相继为主导的变化.受此影响,其体现出来的空间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最为核心的异境漫游上,经历由偏重西北昆仑一隅至四方天地均衡分配的变迁,在最终归向上则有求神境而不得,游神境而自得,舍神境而归现世的不同转变.在神游赋发展过程中,异境想象的地位渐渐低落,与此相反对现世的认同却逐渐增加,二者间存在相反的升降过程,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在六朝的变化.     

独孤及与中唐古文运动

独孤及是唐代古文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其古文创作思想中宗经明道、师法汉代文章创作的主张及其关于志、言、文等论述是唐代古文运动文学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古文创作中诸如论说文、传记文和山水游记等作品的多方面创新则昭示了中唐古文发展的路径;其开帐讲学、奖携后学的社会活动则直接培养了大历贞元年间的一批古文作家。独孤及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对大历贞元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楚声”与“兮”——赋、骚关系小议

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论安史之乱后中唐雅乐的归复与实践

雅乐作为华夏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多方反映了社会观念和政治生活情况。唐初雅乐制定较为开通,既注重继承前代又着力修订、新制。玄宗时期胡乐雅乐同居庙堂之上,遭到中唐士人的诟病。在中唐士人诗赋作品反思安史之乱教训、重建盛世的探索中,能看出他们对雅乐有了更多的关注,他们有意越过玄宗时期雅乐,而从乐悬等华夏固有的音乐传统中进行复古继承,雅乐认识也由胡汉混杂的雅乐渐渐回归到传统雅乐的轨道上来。     

论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以《莺莺传》为中心

《莺莺传》中所体现出的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宋代的众多小说类书、选集对保存唐代小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人对传奇作者、本事、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考据较有参考价值;宋人对唐传奇名篇多有题咏,对其审美和情感意蕴有所阐发,更大量采用其中典故,促进了传奇名篇的广泛流传;宋人的文言小说创作,常常去模仿唐传奇的名篇佳作,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从中取材。     

中唐文人词的艺术成就与词史地位

中唐文人词的作品数量与初盛唐相比 ,已有所增长 ,表明文人词的作用正在摆脱那种偶尔染指、零章单篇的偶发状态 ,逐步走向自觉与熟练。“依调填词”已经成为中唐文人的一种较自觉的创作实践。表明这个时期文人在音乐文学形式及创作方式等理论观念上已趋向明确和成熟。在内容题材方面 ,中唐文人词的创作正逐步突破宫廷娱乐的狭小范围 ,有所扩展。在艺术风貌方面 ,中唐文人词既表现出受近体诗和民间词双重影响痕迹 ,又体现出文人词特有的艺术风采和审美特征。     

中唐墨学复继与诗学观念的新变

中唐作为一个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面对盛唐之后的衰落,士人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复兴的主张及措施,也开始在学理层面展开思索。以往学界多注重士人对儒、释、道的接受情况,并以此来考察诗学观念的嬗变。从儒墨相用、孟墨同气两个方面考察中唐士人对墨家思想及精神的接受,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中唐士人文化心态、角色心态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