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荚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     

新时期骚体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的骚体赋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在骚体赋概念的界定及所属范畴划分上,对其是否包含拟骚之作、是否归属于诗等问题进行了辨析;二是总结归纳了骚体赋的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三是对骚体赋作家、作品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个案式解读分析.以上研究成果,不但明晰了骚体赋的文体特征,总结了骚体赋创作的艺术经验,对于推进辞赋研究整体进程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刘禹锡贬谪诗中的“骚怨”表达

刘禹锡是中唐一位有重大影响的诗人,在其23年的贬谪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贬谪文学作品。在作品中或直接地表达对当局的讥刺,或借助于南国风物民情表达心中的忧怨,表现出了鲜明的“骚怨”倾向。同时,后期创作的民歌风味的作品中,又超越了“骚怨”的浅层表达,成为贬谪文学创作的优秀代表。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明朝庶吉士制度与馆课赋

明朝庶吉士制度是为选拔和培养高级文官后备人才创设的制度,自永乐时专属翰林院,经过不断发展,到万历时已完全成熟和完善。此制度虽然在选才方面有弊端,却意外刺激了文学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股取士对文学的伤害。在庶吉士馆课制度下,产生了馆课文学,馆课赋是其中之一。七子复古派"唐无赋"的主张对明朝辞赋影响很大,赋艺上"祖骚宗汉""不废六朝",而在馆课赋中仍"祖骚宗汉",并无对六朝骈赋的模拟。明朝后期,反复古派对唐律赋、宋文赋的关注渗透到馆课赋中,在骚体赋和汉赋体之外,出现了一些律赋,而复古派在馆课赋中也有律赋创作。在赋学领域,两派并非畛域分明。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骚、九)

三、骚:《离骚》、骚体诗、骚体赋、《离骚经》。四、九:《九歌》、《九章》、《九辩》。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宣寄情志 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

宣寄情志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马正学关于两汉骚体赋，古今论者已多有研究，本文试就两汉骚体赋予屈骚言志精神之承沿及其所折射的两汉文人的心态作一粗浅考察。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思序》中说：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伤逝惜原,抒愤托骚——贾谊《惜誓》综论

汉世即已流传天下的骚体诗作《惜誓》,可以认定为贾谊之作。东汉以来怀疑和否定《惜誓》为贾谊之作的三条主要理由,实际上难以成立。《惜誓》当作于贾谊被疏之后、任长沙王太傅之前,亦即文帝二年(前178)年末。《惜誓》的题意,乃悲哀远去。贾谊作《惜誓》,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论汉代赋家创作的个性特征

当今对汉赋的研究，一般都肯定其总体的价值和成就，而忽略了创作的个性特征，甚至贬之为没有个性可言。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汉代赋家作赋的认识及其体式的理解有偏颇之见。汉代赋家诸如扬雄、马融等确有过仿效前人之作的创作，但他们的模拟只是在文学体式上．而不是在技巧和内容上。汉赋的体式是多元的，且形成了一种定式，如骚体式、答难式、七体式等，这些体式的出现，应当肯定其对赋体形式多样化的贡献，不可视为“了无新意”的模仿。今人探讨汉赋的繁荣原因，多着眼于社会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文化因素，却极少提及赋家的创作个性的促…     

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外戚与赋家在大汉帝国政治体制中占据不同位置,赋家代行王言试图襄赞王治,外戚代行王政却遮蔽王权。这种矛盾使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流离失所,怨愤愁苦,进而促成两汉之际辞赋的一系列转变:体式由铺张大赋向骚体小赋复归,内容由郊祀田猎变为野外征行,主旨由讽颂并重转向颂扬为主。两汉之际外戚政治对赋学的影响,以赋家个人遭际为媒介,以理性反思为终结。赋家通过不断追问天命与美政,淡化了外戚政治留下的伤痕,在对东汉礼制社会的建构中,重拾对皇权的信心,实现了精神自赎。     

宋代贬谪诗文的高旷情怀述论

宋代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诗文家众多 ,宋人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诗文 ,在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与前人 (特别是唐代 )有所不同 ,大多表现出高旷平远、淡泊闲吟、乃至戏谑调侃的特征 ,实现了对传统贬谪诗文以悲为美、且多表现哀怨愁苦的超越     

慷慨悲歌末代木铎——刘宗周骚体赋创作刍议

明末大儒刘宗周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文辞赋,但其辞章之学历来湮没不彰,学界少有人关注.实际上,刘宗周的辞章修养十分丰厚,尤其是他的骚体赋创作成绩显著,至少在明代辞赋史上应占据一席之位.与其倡明正学、济世拯民的儒学宗旨相一致.刘宗周的骚体赋创作通过反映明末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出哀时悯世、肃正人心的强烈愿望.其文内充而外显,慷慨悲歌.主抒胸臆.无意于文而辞自工,在昏惨无道的末世如金声木铎响彻云天.     

辞赋浅论——汉赋源流试探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两汉卓然以赋著称。先秦时期,赋尚为蕞尔小邦,然而,至西汉宣、成之世,居然横轹“诗”、“骚”,蔚成大国。其间,言情之赋被体物之赋所取代,骚体赋衍变为大赋,变嬗代兴,前后迥异。况且,在此三、四百年间,文人诗歌,竟一度萎缩以至于消歇,原因何在?汉赋的兴盛及其衍变,偶然,必然?     

赵冬曦岳州贬谪诗试论

赵东曦随张说贬到岳州之后,他积极参与张说等贬谪诗人的游宴酬唱活动,创作了大量的贬谪诗,成为当时岳州贬谪文人群体的重要一员。在这些贬谪诗中,他积极介绍和描绘岳州著名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自由抒写遭受贬谪的苦痛和郁闷,为宣传岳州,推动湖湘贬谪诗歌的创作乃至唐代山水诗的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汉代赋家的理性精神

汉代赋家作为赋这一文学的主体,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比起审美自觉的文学主体来,汉代赋家作为在者,有着更多的理性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汉代赋家在赋的创作活动中,基本上表现为理性的在者。这方面,是以前的赋学研究尚未深究过的。一一般说来,汉赋创作的主体动机总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赋家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权益、地望、利害等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基础上,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或实用主义的汉赋创作动机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理性精神。从理性的辞人到理性的赋家,是政治的理性     

宋玉论评

本文认为《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和《登徒子好色赋》六篇作品为宋玉所作。宋玉是骚体诗歌最有成就的继承人，是由楚辞向汉赋过渡所起作用最早、最大的一位作家。宋玉在艺术审美特征、艺术表现技巧方面大大发展了屈骚。叙事性的加强，描写的细腻，刻画的精微，语言的瑰丽，乃至情景交融意境的创造，都比屈骚前进了一大步。     

论晋代骚体文学情感的世俗化

西晋时期，当汉末建安以来兴盛的五言诗歌开始低落的时候，当汉代曾经风行一时的文体大赋也不可能再现其辉煌的时候，骚体作品却不断涌现，并在西晋前期形成相对繁荣的景观，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增添了十分绚丽的色彩。在对这一文学现象加以关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些骚体作品虽然在个性化与抒情性方面依然保持着传统骚体的特性，但与屈骚、汉代骚体及阮籍骚体相比较，其情感、题材、甚至运用的意象系统，都表现出世俗化倾向。也就是说，原初骚体的社会批判意识和遗世独立的悲剧精神已经严重淡化甚至消亡，那么，对晋代骚体文学世俗化的历…     

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赋家欲走出艺术困境而有所建树,势必另辟新径,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正为此尝试。 就赋体而论,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在推崇“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之观念下论两汉至唐、宋赋发展云: 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况,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 此说甚明赋体之流变。然而,赋体之变乃风气所趋,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 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 这种论诗史发展的见解,适与赋体流变相对映。由是观之,赋体之变实为文学思潮之整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