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的比较研究

目前,国际学术界在发展问题上主要有两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现代化理论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一个社会发展的轨迹,强调社会内部结构的均衡演进,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特性重视不够,并多少忽略了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发达与不发达的联系。依附理论建立了“中心——外围”、“外围资本主义”等概念,把不发达问题纳入世界体系中考察,探究了第三世界落后的历史和现实原由。但是它过于注重外因,容易导致悲观主义。作者认为,两派理论各有长短,在有些论断上针锋相对,但又有内在的相似性。     

南朝鲜面临情报化社会的选择

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我们正从一个传统的以大量生产为主的工业社会向以情报为中心的社会过渡。我们的工业化社会和日本、美国当然不同,就是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也都具有自己特有的内容和结构。因为我们继承的是传统社会的基础,我们的经济增长过程及其内在问题,都内含着我们传统的因素。我们应当从固有的价值观同正在迫近的思潮的关系中来把握我们所面     

日本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

日本为了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正在利用其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在南亚伸张势力,扩大影响,加强同南亚国家的关系。南亚国家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争取较为优惠的经济技术援助,也在努力发展与“超级经济大国”日本的关系。由于彼此之间互有所求,所以近年来日本与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较快的发展。     

日本的税制改革

经历了战后20多年的“顺利”发展,70年代起,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陷入了一个“暗谈”时期,出现了连续的通货膨胀,且经济增长逐步减慢。到了80年代,低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失业已成了这些国家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其多种原因,但税收体系的不平等,无效率和过分复杂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一、日本税收改革的背景日本于1987年进行税制改革是在日本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进行的,与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论全球化中的治理创新

客观性的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有着在“中心-边缘”图式中延续和扩张的可能,但就后工业化这一特殊背景下特定内涵的历史过程而言,全球化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制度开放和扩张的延续,而是一种需要突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努力.这种努力的过程与目标的达成,包括近代以来人类交往的形式、范围、内容走向融合的过程,也是走向后工业文明发展中世界交往的新形式,它的功能在于把全球联系为一个互动合作的整体,是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合作与互动,更是全球化背景中试图摆脱边缘位置的国家必须进行的行政创新:变革已有的“中心-边缘”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构建合作治理.     

区域政策的理论考察与实证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从无序到有序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区域经济的发展都会受到这个规律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然而,国内外经济发展也表明: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资源和各种可流动性生产要素会在经济利益的导向下流向发达地区,缪尔达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这样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单凭市场力量的作用而不进行政府的、人为的干预,结果不仅会使区域经济均衡化进程变得缓慢,而且在较长时间内还可能造成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为了兼顾效率与平等,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防止区际之间差距拉得过大,往往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进行人为的干预,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这就是区域政策。     

论日本的国债管理政策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不仅是一个大量发行国债的国家,也是一个实行特殊国债管理政策的国家。所谓国债管理政策,是指政府在国债的发行、消化、流通、偿还等各个环节上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和方法。研究门本的国债管理政策,不仅有助于了解日本国债本身的问题,而且对深入研究日本经济的全貌也是有意义的。     

日本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期关于日本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专集是由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参加由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主持的课题项目而完成的部分成果,现在于以发表,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参考,并希望得到批评指正。本专集所使用的“东亚地区”一词,不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而是根据这一地区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国际分工条件和国际竞争态势的变化、区域内经济发展情况提出的一个有待商讨和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经济含意的概念,特指中国、苏联、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十个国家和地区。本专集参考了大量中外有关文献资料,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注明,在此谨向中外有关作者表示歉意和感谢。     

知识经济与日本式经营

日本自实现工业化之后,便一直探索融入以知识和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时代”中。如果由目前上溯至六十年代中期,则其时间历程不可谓不长;如果将九十年代日本经济与同期美国经济相比,则其表现可谓相形见拙。“制度性疲劳说”、“复合周期性萧条”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萧条的原因,但囿于工业经济的背景不可能从今天知识经济这一大背景下解释日本经济转型迟缓的真正原因。本文试图探讨知识经济与日本式经营及其背后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为何知识经济在美国而非日本大行其道,进而促使美日经济在九十年代发生逆转的原因。一、知识经济的…     

对外经济关系的效率

没有一个在理论上得到充分论证的关于对外经济关系效率范畴的定义,就不可能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中正在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效果进行评价,有时甚至难以弄清效果的内容本身、它的自然物质形态.作为研究对外经济关系效率理论问题基础的关键性原理,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不能脱离开整个社会生产效率来分析对外经济关系效率问题.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效率首先是由商品与劳务的出口与进口效率决定的.同时,商品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反映了每个国家进行的社会生产的一系列过程.在确定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效率大小时,顾及上述情况是极端重要的.当论及外贸经济效率,以及其他形式对外经济关系效率时,我们是从节约社会劳动原则出发的,     

日本的工业化轨迹与工业创新研究——后起者的视点

危机后的发展困境和对实体经济的反思,使工业创新成为当前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结构改革制度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工业国家的事实,并且把工业化视作一个经济体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广义历史过程,从历史的维度深入探讨工业创新在日本经济中的位置及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不仅便于人们从历史与未来一致性的角度认识日本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方向,而且有助于在战略的高度理解工业创新对于后起国家的意义。与后起者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上的成败以及在新的发展方向选择上的作为相联系,工业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内在于工业化及其相关的工业发展进程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变革性因素。符合国情的、扎扎实实的工业创新能力培养,不仅是日本成长为工业强国的基石,更是后起国家跨越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所不容忽视的课题。     

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进入了战后最困难的时期

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已进入了战后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尤其如此。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只能是小规模的,并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是因为:有利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环境已不复存在,现在是多极、摩擦和协调的时代;日本经济是“成熟的经济”,缺乏弹性。     

意识形态与当代世界

当代的精神生活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冲突,许多学者也正在研究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且表现出某些基本的倾向,这是一个毋庸否认的事实。在危机被认为仅仅是“不愉快的回忆”,而迅速和不断的经济增长被当作医治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的时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个倾向是,许多人断言以阶级斗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冲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过时。在“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技术治国时代”和     

日本筹建“日本学”研究体制——积极培养国际知日派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他们说: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历史学家所仅见的”“经济奇迹”;是“自由世界经济基础健全的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连美国前商务部长彼得森也表示要“向惊人发展的日本经济学习”。美国这个头号超级大国深刻感受到来自日本咄咄逼人的压力,社会学家沃格尔撰写了《日本名列第一》一书,谈到日本的崛起“对美国的教训”。关于日本的研究,在美国出现了赖肖尔、詹森等一些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家。他们所写的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under WTO Rules

拥有21％世界人口的中国,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进入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必然产生许多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和问题。在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构造的世界经济秩序中,阻碍劳动力国际流动是合法的,而阻碍其在国内地区间的流动则是不合法的,这迫使中国只得依靠低价工业品生产和出口来实现经济资源的国际配置。所以,依靠价格优势和进行“价格大战”是中国现阶段工业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性现象和必然过程。加入WTO后,中国工业化的“价廉物美”现象,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国际化的方向扩展。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地区差距将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因为,中国不可能像其他工业化国家那样把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不平衡问题外化成国际现象。而且,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巨大国家之内的地区差异成为导致“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拥有的巨大人口、国土和地区间差异,使得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工作量”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所不可相比的。加入WTO是对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的一个很大挑战。     

中日相互认识的历史维度

本文将中日关系现存的矛盾与问题按其在国家利益中的轻重缓急进行了排序,即:视台湾、钓鱼群岛问题为“核心利益”,认为这是中日关系的试金石和最后底线;视东海资源与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为“中间利益”,认为该问题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视“历史问题”为“边缘利益”,主张走出历史阴影,平静、理性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格局极为复杂,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日本外交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化。近日,日本防卫大学校五百旗头真校长倡导的日本外交课题应是“日美同盟与日中协商”以及中日美三国应建立“定期商议”机制的观点就颇引入关注。     

从生丝问题上的保护主义政策看当代日本政治

随着日本经济、政治地位的崛起,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力图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政治大国,对日本政治的研究成为各国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 各国学术界在日本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争论的.考察的重点往往在于日本政治内部各种力量的相互运作过程和日本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正如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白劳夫(M.Beloff)所指出的,在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时应该提出如下问题:“法律是如何制定和执行的;谁,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一个国家基本的内政和外交政     

儒家思想与新加坡社会工程

近年来,关于儒家思想能否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学者的注意。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都坚持儒家思想和文化传统。一些人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儒家道德的优秀性,另一些人则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本文主要考察儒家思想与新加坡这个新兴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及这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利用儒家思想推进它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     

第三世界的境况

当我们考虑信息及其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时,我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拥有国”一方,即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工业国家,而且论述的范围经常限于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巨大牵头国家的剧烈冲突,这两个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即使我们着眼于更为广义的工业化地区,这类地区也只占世界地域的三分之一以下,其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于是,上述观点内在的狭隘与近视便显     

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及其本国研究中的问题

是继续严重依靠从国外进口科学技术知识,还是即使付出可观的代价,也要为产生本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创造条件,这是绝大多数新兴国家面临的一个有待决定的根本问题.关于发达的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在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有人断言说,全世界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工业化国家里从事工作.他们的研究活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为富裕世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