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致”的罪恶到“无比单纯”的救赎——《圣经》叙事与余华的小说创作

余华的小说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甚大。纵观余华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的小说创作历程,恰与西方经典《圣经》的叙事模式暗合。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对罪恶的极致描写到对无比单纯的精神救赎的追寻之路,并着重分析了余华的新作《兄弟》所体现的新的轮回及发展。     

回归当下——余华《活着》重读

余华的《活着》讲述着一个生命在不幸和灾难中保持着自在状态的故事。《活着》是余华对自己以往创作文本的清醒地颠覆和重建 ,也是 2 0世纪末先锋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开始转型的一个标志     

启蒙·人道·信仰——从鲁迅到余华再到辛格小说中的“三愚”

本文对比解读鲁迅《阿Q正传》、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指出三位作家创作三位愚者形象背后不同的理念、心态,剖析了鲁迅的启蒙意识、余华的人道意识和辛格的信仰意识,并在不同价值体系间进行比较和相互阐发,对原作有了进一步理解和洞察。     

“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从《相爱相亲》到《爱情神话》

近年来,由一批女性导演创作的“女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熠熠生辉,获得了商业与口碑的双丰收。文章以一直以来坚持女性主义书写的“50后”女导演张艾嘉的《相爱相亲》和“90后”女导演邵艺辉的《爱情神话》为比较文本,探析这些由女性执导、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题的“女性电影”,在文本建构、主旨表达及艺术创作上的总体趋向,解码“女性电影”的“变”与“不变”、传承与突破的演绎特点。     

从图像到文本：《楚辞·天问》的文本生成及其特征

《楚辞·天问》为屈原根据楚先王宗庙壁画而作,经历了从图像到文本的过程。这一生成过程对《天问》的文本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天问》集天文、地理、神话、传说等内容于一体,在文本上具有极大的综合性。这是由于具有宗教作用和训诫意义的宗庙壁画本身含有这些内容,屈原据图而作,自然受其影响。《天问》内容丰富,但在结构上有清楚的层次,从出土汉画像石来看,层次分明亦是壁画的通例,《天问》的结构安排也应与楚宗庙壁画有关。《天问》虽是据图而作,但却不是“述图之作”。屈原在创作《天问》时,一方面客观呈现壁画内容,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并调动个人的知识储备。这些内容融入《天问》中,使得《天问》据图而作的线性叙事结构被打破,从而造成文本“不次序”。总之,《天问》的文本特征多与其从图像到文本的生成过程有关,其文本所存在的问题也应放到这一过程中去考察。     

从《许三观卖血记》看新历史小说的文本特征

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创作转型后的代表性作品,它的发表在当代文坛上产生了强烈的轰动。《许三观卖血记》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优秀之作,与新历史小说在题材、内在精神本质与创作目的上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呈现出崭新的文本特征。     

从《五卷书》到《老人星之光》——文本与图像流传的梳理

《五卷书》是一部古老的印度寓言故事集,亘古至今从未失去活力。伊本·穆格法的阿拉伯语译本《卡里来与笛木乃》是《五卷书》传播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文本。10世纪初此书有了波斯语译本,16世纪初,诗人瓦伊兹·卡希甫创造性地重编了新的波斯语译本,并命名为《老人星之光》,它是《五卷书》传播史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此后该书又被译为印度及中亚的多种语言。本文探究了从《五卷书》到《老人星之光》及其后续文本与图像的流传,初步还原了这一流传过程,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文本与图像所表现出的异同及其原因。     

从“手抄本”到“印刷本”的文化旅程——《寻隐者不遇》传播接受史研究

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从文本的传播史看,实际上经历了从“手抄本文化”到“印刷本文化”两个阶段.在其流传过程中,作者、诗题和诗句的变动,可概括为“两个源头,三种态度”.这首单纯的唐人绝句复杂的流传历程,为考察这两个阶段文学传播接受的不同特点提供了有趣的范例;通过《寻隐者不遇》明代迄今接受史的细读,又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要让古典诗歌进入现代人的心灵,既要有诗评家紧扣文本的诗艺阐释,也要有哲学家超越文本的哲理阐发;因为审美不是认识而是想象,诗意不是知识而是智慧.     

“重复”：从“词”到“篇”——《故事新编》的结构特征之一

“重复”是鲁迅《故事新编》的一个重要文本现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语词重复与段落重复。“重复”是“对位”的一种表现,它的运用使得这部小说集带有浓烈的“对话”意味。这种“对话”并不局限于小说内部意义的相互生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小说文本的一种结构性事实。     

从“章节异同”看郭店楚简《老子》性质

当完全以一个结构严密的旧文本为材料修编一个结构严密的新文本时，新文本会出现旧有字句消失现象。原始五千言和三组郭店楚简《老子》中的甲组、乙组是具有一定章节结构的《老子》文本，存有诸多异同。前者章节结构自然合理，后两者不仅出现章节重组后语义关联生硬痕迹，也出现了文本修编特有的字句、章节消失现象。这验证了三组简《老》系不同性质的五千言摘抄、修编本。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隐性祭祀仪式初探

本文以余华的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为研究对象,分析隐含在许三观卖血故事背后的类似于祭祀仪式的现象。并且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入手．对这种潜性祭祀仪式进行文本分析,进而对我国早已有之的祭祀文学传统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梳理。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启蒙·人道·信仰——从鲁迅到余华再到辛格小说中的“三愚”

本文对比解读鲁迅《阿Q正传》、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指出三位作家创作三位愚者形象背后不同的理念、心态，剖析了鲁迅的启蒙意识、余华的人道意识和辛格的信仰意识，并在不同价值体系间进行比较和相互阐发，对原作有了进一步理解和洞察。     

“中国逻辑”合法性之辩护:从胡适到沈有鼎

从胡适到沈有鼎,《墨经》逻辑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与西方形式逻辑概念相对应的《墨经》逻辑学,不一致的、体现个性的墨家自己的逻辑学。两位学者在研究中纠结于逻辑的论域与《墨经》文本的关系,他们代表着一百多年中国逻辑史学科建设中的共同困惑。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逻辑学是历史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逻辑史的研究应该回到它的时代,走进文本,做文本田野工作;逻辑史的比较应该有一个公共论域。     

“人”的隐匿、消失──论《白毛女》从歌剧到舞剧的改编

长期以来，歌剧《白毛女》与舞剧《白毛女》之间的文学审美差异被人们略视。比较两个文本，作品的中心主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以及人物之间关系的处理都有明显不同。改编后的舞剧其审美价值取向发生重大变异，文本成为政治概念的演绎，人物成为政治理念的象征性符号，鲜活的“人”从作品中隐匿、消失了。舞剧对歌剧的改编实质是强化政治化的过程，是对文艺规律的悖离、反动。     

从《中庸》到“和合学”

《中庸》是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在先秦时代的理论总结,它对儒家基本的理论取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和合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本文考察了“和合学”与传统理论的关系,以及它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     

论“易”作为《易传》的本体概念

大多《易传》后学以"太极"为《易传》本体概念的理由是不太充分的,从《易传》仅出现一次的"大极"(即"太极")及其文本语境,只能推证"太极"在阴仪、阳仪之间,是生出阴仪、阳仪的阴阳未分者,但不能直接推证"太极"是《易传》所谓万物的最先且恒常存在者,即本体。本文从《易传》相关文本章句论证"易"为《易传》的本体概念,从其是"生生"的恒常存在者;从其恒静而能生"动";从其是乾坤运动的基础;从其广泛影响万物等角度论证"易"是《易传》的本体概念。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从《金瓶梅》到《歧路灯》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它给后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巨大的影响。有些承受了它的淫词秽语更走入下流,如《玉娇李》、《续金瓶梅》。《隔帘花影》、《肉蒲团》等;有些则发扬了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逐步把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从《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红楼梦》,我们就可以约略看出     

从变异学的角度看《赵氏孤儿》的“文本旅行”

采用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观点和视角,对元杂剧《赵氏孤儿》在西方世界的“文本旅行”现象重新进行梳理发现,文化异质性是《赵氏孤儿》“变形”译本在欧洲流传的原因和动力；建立在“变形”译本基础上的“错误”批评在中欧异质性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诸多改编本的出现则是异质性文化变形和契合的结果.《赵氏孤儿》“文本旅行”的意义在于,文学交流双方从异质性中发现或重新发现对自己有所补益的“互补性”元素,不断为本民族的文学艺术融入新的异质性文化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