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借壳”：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手段——关于嘎德忍耶门宦九彩坪道堂的田野考察

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人类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但是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渗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标志。中国伊斯兰教嘎德忍耶门宦九彩坪道堂的“文化借壳”现象引入注目,外来的伊斯兰文化在这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轨,成为文明对话在中国的成功范例之一。而“文化借壳”,体现出嘎德忍耶门宦九彩坪道堂及其穆斯林教下在恪守伊斯兰教信仰根本的前提下对“主流文化”“国家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促进了西北地区多民族杂居中的文化交流,减少了文化冲突,有利于文化理解与民族团结。     

从西道堂创建看中伊文化的和谐交融

马启西创立的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伊斯兰“乌玛”理想和中国大同思想交融的结晶。刘智“以儒诠经”思想是西道堂创立的思想基础，西道堂是刘智思想的具体实践。西道堂充分表现了中伊文化的和谐共生与交流融通。     

论哈萨克族的伊斯兰化

伊斯兰教传入哈萨克草原以后,历经了漫长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最终在哈萨克人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哈萨克族伊斯兰化不仅表现为哈萨克族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也包括伊斯兰教顺应哈萨克族传统信仰习俗,使伊斯兰教逐渐“哈萨克化”的过程。与其他定居民族伊斯兰化相比,哈萨克族伊斯兰化的程度相对偏低,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     

马注“变通”的民族宗教观

在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中,面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衰微状况,“变通”成为译著家们的共同呼声,马注继承王岱舆的“权变”思想,强调因地、因时制宜,既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中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因素,同时也要保持伊斯兰教的信仰宗旨和基本精神.马注的民族宗教观是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过程中的理性抉择.     

清真寺与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对清真寺功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而言 ,回族乃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之结果。清真寺在本土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传承与交融”的双重社会文化功能。这种功能贯穿于唐宋时期的“蕃坊”迄至今日的回族社区。传承即对回族先民所负载的伊斯兰文化的传扬与继续 ,交融则是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体文化—儒家文化进行充分而自觉的整合 ,从而使处身异质文化氛围里的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社会得以生存。清真寺与云南回族社区的嬗变 ,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典型个案     

伊斯兰教法与伊斯兰复兴

传统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宗教政治文化 ,它完全是以“信主独一”为核心的宗教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伊斯兰复兴运动所欲“复兴”的正是在现代化、世俗化进程中逐渐丧失的伊斯兰教的主体地位或“本来精神” ,因此是反历史主义的 ;伊斯兰教之所以具有“政教合一”、“族教一体”、“两世 (今世、来世 )生活兼重”的特色 ,全是由伊斯兰教法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灿烂的中世纪阿拉伯文化——《阿拉伯文化与西欧文艺复兴》解读

阿拉伯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受异族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吸收古代东西方文化的精华,逐渐融合、发展成为一种新文化,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它以阿拉伯文为载体,以伊斯兰精神为主导,时间上连接了古、近代,空间上沟通了东西方。它在时间上处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中国穆斯林陵墓建筑布局比较研究

中国穆斯林在陵墓建筑的布局上,仍采用阿拉伯的陵墓建筑方式。尽管东南沿海地区和新疆等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对陵墓的称呼不同,如东南沿海地区称“圣墓”,新疆地区称“麻札”,甘肃、宁夏等地区称“拱北”,其功能意义却是一致的。无论圣墓、麻札,还是拱北,从其建筑布局中,都可以看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立即植根于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孕育着新的伊斯兰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其特征既有区别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文化之处,又有与其相同之处。陵墓建筑完全反映出这     

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儒道思想关系浅析——兼与冯今源、王步贵二先生商榷

近年来,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有一批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成绩辉煌,对伊斯兰教本身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在读有些文章时,总有令人不如意之处,尤其是关于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方面的论文,给人总的感觉是:作者文章中的伊斯兰教,似乎不是伊斯兰教,而完全是中国的“儒道合教”,把伊斯兰教的性质说得面目全非。然而,如果我们对照翻阅伊斯兰教有关经典(包括汉译的和阿文的)时,却又发现大多所谓“受的影响”和所谓的“吸收了儒道家的东西”在伊斯兰教经典中,都能找到可靠的证据。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精英博弈与乡村民主的发展

目前乡村精英已经成为村庄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体,但个体间存在着利益的分化,这些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在村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利益行为,从而形成了若干博弈形式,对乡村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本文依据社会学行为视角中的博弈理论,从乡村精英内部以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博弈行为入手,分析他们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民主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乡村社会两类文化的博弈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江汉平原L村的调查为例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现代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现代性知识对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乡村文化不断进行挤压和冲击。两种文化的互构与博弈对乡村的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笔者以江汉平原L村为调查对象,以L村的水改事件为例,具体分析了这种变迁对村治的影响。     

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     

云南石屏县水瓜冲花腰彝的村落文化

花腰是彝族中的一支,他们属于典型的山地农耕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其村落文化除具有一般农耕民族的特点之外,还具有本民族的一些特质:随和、自由与约定俗成的婚恋文化,顺应天时地利的建筑文化,娱神娱人的宗教文化,古朴功利的生态文化。     

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

当前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已经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约束,反过来对村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村内混混逐渐取代传统型＂头面人物＂,成为村庄中＂最有面子的人＂;混混在村庄内部与熟人相处时,不再遵循传统的人情和面子原则,为了利益而不断走极端,动用暴力和暴力威胁;乡村混混的暴力和暴力威胁,也日渐嵌入村民与人相处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都表明,熟人社会中的乡土逻辑发生了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