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天人和谐”的中国古代法律观念

“天人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最高目标。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法律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天人和谐”的法律思想予以分析 ,说明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上 ,诸如立法、司法及审判 ,都在印证着天与人相和谐的法律观念。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文明的褶子——“三玄”天人观的现代沉思

“究天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主题.“三玄”天人观是华夏先民圆通天人的宏构伟制.通过对“三玄”天人观的全新解读,可以突破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成说,认识上古文化的“褶子”生态与源发本质,揭示其重时、几、势、感、缘、化的本真势域与生命感性特征,辨析文明同质化的弊端,寻求文化差异共生的出路.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粗疏的、不系统的,在董仲舒前早已流行,后者虽荒诞不经,但却成系统,体大思精,是由董仲舒创立的。董仲舒言“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天人感应”,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两者实际存有一种体用关系,“天人合一”是体,而“天人感应”则是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应命名为“天人合一”说,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孙子军事美学思想体系述论

孙子军事美学思想体系充分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美学思想理念,以“求真”、“尚智”为其思维的理念方式,以“善战”、“神奇”为用兵境界的追求,以“全胜”、“和谐”为最高军事美学价值的核心,构建起以“尚智”、“善战”、“天人和谐”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军事美学思想和行为科学的理论。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道家天人和合观探微

道家天人和合观体现在各方面,比如“得一”、“婴儿”、“冲气”、“道德”等等,其理论基础为心理学。严君平认为天人之所以互相感应,就是因为“六合之内,宇宙之表,连属一体”的缘故。     

试论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

“天人”问题的含义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问题有广狭二义。广义地说,“天人”即宇宙、人生,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古代哲学讨论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结构,可区分为天道(自然观)、人道(人生观与社会历史观)和知天人之道(认识论和道德修养方法)三大部分。狭义地说,“天人”指“天人关系”,即所谓“天人之际”,其具体含义,大体可析而为三: 其一、宇宙与人类、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又包括人类起源问题,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即人生意义问题,人类、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问题。     

简论康熙天人感应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地主阶级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观点,即“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命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天人感应,认为和人一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与人同,“天人一也。”天不但有心有情,而且能干预人事,能赏罚善恶,降灾或降福于人。人的思念和行为亦可以感应上天。从哲学角度看来,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是粗浅的神学天道观,它是     

论孟子天人观及其境界意蕴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有丰富的论述和讨论,如北宋思想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家都把天人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其一生学问研究生的根本和人生宗旨.在众多的天人关系学说中,孟子最早开创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认知模式.孟子这种“天人观”思想影响了后来宋明理学,特别是对心学影响之巨.孟子的天人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上,也即是“天人合德”的思想.通过剖析孟子的天人观,可以了解孟子的天人思想并不是现代理解的所谓生态思想,而是一种人生道德的境界状态.     

论汉代儒学中的《大学》本义

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在工夫论中,“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从“小宇宙”到“大数之谜”——现代人天观雏议

人天观,哲学上称“天人之辨”,古人则概括为“天人学”,是研究“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互关系的理论。古希腊人提出人是“小宇宙”的学说,说人是“宇宙的缩影”,或者说人是同“大宇宙”(自然界)极其相似的“小宇宙”。古中国则有“天人学”,亦称自然界为“大宇宙”,那“秉天地之正气”而生之人体即为“小宇宙”或“小天地”,并以“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     

从现代环境论看道家天人之学的现代价值

道家的天人之学在与现代环境论对话中具有较多的“话语权”。正视环境问题,探明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以及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道路构成现代环境论的三大要素。道家天人之学的建立,正是源于老庄首先洞察到人与自然处于对立和矛盾之中。这种将“问题”本身作为反思对象的“问题意识”,对于现代环境论的建构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道家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倡导的道法自然、人道法天、任其自然、法天贵真这一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原则,在最深层意义上给人类提供了一条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方法与道路。道家天人之学和现代环境论所呼唤的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当共同成为人类追求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目标。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     

“天人合一”新考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人们常常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用语来概括和表述对天与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但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则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事各顺改名，名各顺放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天人感应”一词也来源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按：指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至于“天人相…     

论商代的天人关系——以人祭祈雨为例

“天人关系”之所以是一个不受时代限制的哲学问题,在于它探讨的是人与自身力不能及的事情之间的关系,其所指是“人与人外力量的关系”,其中,“人外”主要指力量的作用范围有别于人。在这一意义上,商代有“天人关系”问题。从人祭祈雨习俗来看,殷人既表现出了对人本身的肯定,又怀有对人外力量的依赖,他们的天人观是在承认天人共存的基础上寻求天人互惠。     

论“天人之学”的内涵、价值与局限

“天人之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议题,其丰富内涵主要通过先秦时代老子“人道法天”思想与庄子“人与天一”思想体现出来。要实现道家“天人之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蕴含的当代价值作出揭示与阐发,对其存在的局限进行反思与批判,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道家“天人之学”蕴涵的哲学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弊端,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先秦时代的理论产物,“天人之学”存在的时代局限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以审视和明辨,这既是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基础性工作。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关于道家伦理学中的生态智慧

本文论述了道家关于热爱自然,顺应自然和复归于自然的环境伦理学说。道家主张“天人同源”,强调“天人和谐”,反对“以人灭天”,崇尚“本真自然”的文明道德,追求“物我两化”的理想境界,这一古老的生态智慧,对于当今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主题思想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失为一盏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