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特别诉讼时效期间的立法构想

特别诉讼时效是诉讼时效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时效期间上.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在借鉴《德国民法典》特别诉讼时效期间之立法模式的基础上,采用尽量简易的立法技术对特别诉讼时效期间设置精简性的规定,但该规定应当回应各种不同法律关系之要求.     

中日民法消灭时效制度比较

中日两国民法关于消灭时效之规定各有所长,日本民法采权利消灭主义立法例,中国民法采胜诉权消灭主义立法例。中国民法没有像日本民法那样对消灭时效的适用范围进行明确规定,日本民法所规定的时效期间详细而具体,两国民法规定的时效中止与中断各有特色,而时效的延长则是中国民法特有之规定。中国民法典制定时当借鉴日本民法之长,明确规定时效的适用范围,拓宽特殊诉讼时效的适用空间,延长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间,增加规定时效完成的停止,将权利人实施的与起诉具有同等效力的行为规定为时效中断事由,并废除有关时效延长的规定。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研究

我国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但对此问题的明确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本文从民事权利种类体系出发,结合各类型权利的特质分析,力求能全面、完整地对这一命题进行分析.     

诉讼时效之于物权请求权之适用

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之基础在于,切断久远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财产能力和信用的评价之不利影响,维护现时的交易安全和社会之整体秩序。物权请求权之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不能一概而论,而应以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之适用基础作为考察路径。依此,物权之"妨害除去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以及不动产和依法应为登记并已登记之动产之"返还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除此之外的物权请求权均得适用诉讼时效。我国物权法对此虽未明确规定,但在适用上应如此理解。     

诉讼时效停止制度的立法选择

在立法例上,诉讼时效停止包括开始停止、进行停止、完成停止三种类型。各国和地区民法在诉讼时效停止制度的立法选择上有单一立法模式和并存立法模式之分,且各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我国现行法仅规定了诉讼时效进行停止(诉讼时效中止),且内容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继续规定诉讼时效中止并加以完善,而诉讼时效开始停止应作为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例外情形,诉讼时效完成停止则不应予以规定。     

产品责任适用范围理论与比较法研究

文章采用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从产品、缺陷、责任主体的界定及归责原则、因果关系的角度对现代各国产品责任立法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提出了我国在产品责任适用范围立法和执法方面的若干建议.     

《民法典》保证期间制度的另一种解释可能——以继续性合同原理为视角

保证合同为继续性合同,保证债务不仅体现在代负履行责任(代为履行或者代负责任)的承担上,更存在于保证人以其责任财产准备承担可能产生的责任之状态中.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的存续期限.继续性债务必有其终结,故在当事人未约定保证期间时,有必要设置法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时起算,其届满受制于主债务履行期.在一般保证中,代负履行责任的请求亦应向保证人提出.保证期间并非权利行使的时间限制,与诉讼时效适用于不同的领域.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自保证债务转化为代负履行责任且保证人不履行时起算.不论一般或连带保证,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均受主合同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影响.     

诉讼时效制度的利益结构分析

诉讼时效涉及权利人、义务人和第三人三方利益,此三方利益形成诉讼时效制度应予处理的利益结构.本文主要运用法律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该结构进行分析,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构造,在权利人方面以权利人与因理论为其构成要件.在义务人方面以拒绝履行权为其表现形式,在第三人方面则授予其独立的对抗利益,以此达成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     

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思考

诉讼时效为现代各法域所共有之私法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我国诉讼时效立法宜置于民法总论部分,适用客体应以难以证明的请求权为限。对于诉讼时效起算点和期间变动宜进一步具体化和细致化。     

论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

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必须受仲裁时效的制约,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寓于仲裁时效之中。《劳动法》关于劳动争议仲裁时效60日的规定太短,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延长劳动仲裁申请时效的期间,使之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一致,即2年。     

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相关限制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法中的一项专门制度,具有自身独特的地位、特征与功能,在保险实务中的行使很普遍,但保险代位求偿权在行使上有相应的限制。由此,就保险代位求偿权在适用范围、第三人、时效等方面的行使限制情形作探讨分析。     

浅析海事国际私法中的船旗国法原则

船旗国法,是指以国旗或特定标志旗作为连接点的系属公式。在船舶物权、海上侵权行为、海难救助、共同海损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方面,船旗国法原则是重要的法律适用原则。但是,船旗国法原则的适用有着严格的条件、特定的范围和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把船旗国法原则作为一条普遍适用的海事冲突法原则。     

如何保持适度国债规模之分析

国债作为财政分配范畴 ,与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密切相关。国债的发行会形成一种社会负担 ,因此必须有一定的限度。本文试从衡量国债规模的三个重要指标即国债负担率、国债偿债率、国债依存度入手 ,对我国目前国债规模的适度性进行分析 ,并就如何保持适度国债规模提出了一些建议     

对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反思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意识的增强,各项改革事业的深入,要求我们必须抓紧机遇,借鉴世界上主要国家规定行政诉讼范围的通常做法,修改完善中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建立一种人民法院对政府的所有行政行为都可以进行审查的完整的司法制度。     

WTO框架下商事组织经营范围制度的重构--兼谈外贸经营权与经营范围之协调

我国现行的商事组织经营范围制度不仅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且无论是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还是在WTO法的框架下,都存在着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商事组织的权利能力可区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殊权利能力,应把一般权利能力范围内的经营范围的确定与登记视为商事组织的一项权利,特殊权利能力范围内的经营范围的确定和登记视为一项义务。外贸经营权应是商事组织的固有权利,其获得不应以备案登记为条件。     

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援用

诉讼时效援用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什么主体能够援用诉讼时效制度进行抗辩。自罗马法以来,关于诉讼时效的援用就有一条通行原则,那就是法院不能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方法。现在,这一原则已经为西方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我国对于诉讼时效援用问题的法律规定却不完善。文章通过分析诉讼时效制度援用的内涵,并且对比国内外相关规定,得出"诉讼时效制度只能由当事人援用,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用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其法理,提出立法建议。     

自决权理论的“三种版本”：比较与评价

自决权理论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版本,即马克思主义的自决权、国际法上的自决权和西方学者的自决权。这三种不同版本的自决权对于自决权的性质、适用范围和内容等有着不同的主张。我们在理解和把握自决权的内涵时,应以国际法版本为主,以另外两个版本为辅。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与政府监管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的范畴，是指他人为了自建房屋，占有、使用集体土地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取得是基于村民身份，与集体成员权密不可分，也可以通过继承、买卖、赠与等流转方式取得。政府要对宅基地取得过程中的行为加强监管，既要保障村民合理使用宅基地的需要，又要防止宅基地过分扩张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反思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一个热点问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受案范围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讨论。但这些讨论多是在行政诉讼法原有框架内对受案范围的修正,都是不够完善的。因此,重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势在必行。本文从受案范围的指导思想、立法模式和立法标准三个方面入手,尝试着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制度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