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大数据时代存在雇主滥用或操纵雇员个人信息的风险。实践中,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着劳动关系"知情同意规则"异化、劳动者知情权行使障碍和算法偏见设置等特殊困境。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框架应是以雇员之参与(雇员知情权)为核心,以雇员之"同意"为前提,以雇员之修改权为延伸进行架构。基于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其保护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1.比例原则:雇主知情权之行使应以必要性为限;2.知情及选择原则:雇主或管理层处理雇员之个人数据应通知权利人,且雇员其可选择处理范围;3.披露原则:未经雇员同意雇主不得披露个人数据,除非是为了其本身正当目的;4.安全原则:雇主或管理层必须保证数据不丢失、不被滥用、不被修改、不被破坏、不被意外访问。     

马克思劳动时间界限理论对现代劳动伦理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不仅应该有身体界限，而且应该有道德界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使用各种手段延长劳动时间，既突破了劳动时间的道德界限，也突破了劳动时间的身体界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也存在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但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过长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对我国劳动时间状态进行伦理反思，既要认识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要认识其危害，在此，马克思的劳动时间界限理论对于我国目前劳动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在借用布雷弗曼的视角--“概念”与“执行”的同时,结合M.福柯、戈夫曼和霍奇斯柴德的理论,讨论家政工与雇主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博弈过程以及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同时讨论意识形态在此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家务劳动过程中,雇主的身心是分离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通过各种策略控制劳动过程,将家政工的身心进行分割。这些策略包括时间规训、全景监视和情感管理。而家政工为了避免身心被分割,也采取“跳槽”、讨价还价、搭建“前后台”等方式来夺回对劳动过程控制权。此外,家政工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主动放弃控制权。     

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

情感劳动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是从组织心理学的视角探究情感劳动对从业者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形成原因，但对其可能带来的积极体验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本文以月嫂为例，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索情感劳动从业者如何通过边界工作创造积极的工作体验。研究发现，能够获得积极体验的月嫂会采用“深层表演”策略主动破除边界，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慈善”劳动。她们还通过打造“育儿专家”的形象来建立象征性秩序，以便在与雇主的互动中争取主动。这两种策略都是劳动者通过构建象征性边界来挑战社会性边界的过程。本文认为，情感劳动的“自主性”应纳入关系视角，关注劳动者建立平等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能力，而非仅强调边界清晰的独立“自我”和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控制。     

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长问题研究

劳动争议案是劳资矛盾上升到一定程度后的表现,能更直接体现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总人数、集体争议案件总数量和总人数迅速增长的主要责任者是雇主或用人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利、社会保险权利被侵犯,劳动合同问题、劳动者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比较低,是引起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降低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和增长率,只有通过劳资关系制衡机制和劳资双方沟通机制的创新、提高劳动合同的规范性以及建立和完善劳动报酬保证金制度,才能得以实现.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侵权行为及其损害赔偿研究

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日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损害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建立一套由劳动法与侵权行为法互相配合调整劳动侵权法律关系,以工伤保险补偿与劳动侵权损害赔偿相结合,根据具体情况判令雇主、承包人(承租人)、非法用工主体、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下的股东、具有重大过失的相关劳动者等承担劳动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劳动损害救济机制,对于解决前述问题就尤为必要与急迫。     

论工资优先权救济制度

工资问题成为当前困扰我国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工资问题，是我国社会法等法学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除了海事劳动债权外，其他类型的劳动债权均劣后于担保债权和留置权，无法获得优先救济。为了平衡各项权利，应改革我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规定一定时间和数额的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和留置权，促进社会分配公平。     

在挪威,你不用担心生病

挪威的健康与社会福利体 系，主要依靠征收国民保险税来提供经费。国民保险或社会保障，是一项面向所有挪威国民的集体保险制度，所有劳动者按法定的收入比例交纳社会保障税。此外，雇主还应交纳一种职工工资总额税，这是依照支付给雇员工资的固定百分比来征收的。与雇员相比，自雇人（个体劳动者）应交纳更多的社会保障税。无业的夫妻、失业者、学生和其他无工资收入者，免交社会保障税，但他们有资格获得社会保障金，与其他有工资收入者同样享有获得援助和健康服务的权利。失业补助、疾病津贴和养老金的金额取决于本人以前的工资水平。 健…     

反思与重构——对中国劳动性别分工研究的回顾

本文从国家性质对于劳动性别分工的意义、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家庭劳动分工与社会劳动分工的互动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性别分工变化的多种形态三个方面入手，对中国近20年来的妇女劳动或劳动性别分工研究进行了反思性的考察。在强调用劳动的性别分工代替原有的单纯对妇女劳动的研究，以及发展本土化的劳动性别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下找出一种适合自身的方法论。     

平台劳动中性别分工问题及其现实出路

互联网平台劳动是共享经济时代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随着共享经济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平台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平台职业性别分工体系。这一体系不是对原有自然性别分工的延续，而是对原有分工体系的社会技术性重构。相较于“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性别分工，互联网平台的性别分工更具隐蔽性，这种技术控制造成了现代女性的劳动异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性别分工理论中，消灭分工的根本手段是消灭分工的异化属性，而互联网平台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分工的异化属性，给消灭性别分工并实现人的解放带来了新的挑战。     

明清晋徽商帮组织劳动关系特性及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晋徽商帮组织的劳动关系实质为:在商号的货物贩运贸易或钱庄典当生意活动中,财东(资方—管理者)和掌柜伙计(劳方—员工)这两个群体之间,在纵向隶属晋级与横向利益协调中所形成的繁复的宗法族亲关系.这一特殊的劳动关系缔结模式在现实商业运行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非对称稳定性",突出表现为帮会组织的管控虽然强势,但仍不失人性化,随之换来的是雇员可贵的高忠诚度、高归属感以及低流动率.此外,从劳动关系调控管理的视角看,明清晋徽商帮组织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制度规范性凸显,在管理策略上兼顾了长短期和内外在激励的平衡,在管理手段上强调了多样化和软硬兼施,这对于当前中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华尔街最看重的能力

在北美,无论是浏览报纸的广告,还是通过猎头找工作,雇主对雇员的头一条要求总是“出色的沟通技巧”。由于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出国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语言关,对于这一条很自然地理解为这是雇主对应聘者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要求。试想,哪个雇主会用一个连“男女”都不分的员工（中国人讲英文最常见的口误是将“he”说成“she”）。     

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思考

劳动过程是一个加工原材料的生产性转化过程，在其中实现了劳动与技术的双重转化。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通过劳动政治这一概念将生产体制与技术形成之间的相关性勾连起来。但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多关注技术对劳动的殖民，对于劳动政治与技术形成复杂的互动过程鲜有触及。技术形成可区分为物化技术选择和技能生产两个面向，不同的劳动政治类型能够规制技能生产的路径走向，进而影响物化技术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示，与此相关的技术形成政治经济学是解释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不同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劳动是财富生产中的关键要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初始的劳动概念很难解释当前经济行为。基于此,作者就劳动相关问题作一些基本的分析和阐述。     

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解放问题探究

劳动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价值追求。人工智能对于劳动解放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为劳动解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时间和空间条件,为劳动复归于“自由自觉的本性”、使劳动更加趋向于人的“第一需要”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导致劳动的“新异化”,对人类劳动权、劳动者主体地位、传统伦理关系等构成挑战。从制度、科学、主体、全球治理等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消解“资本逻辑”,是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心理契约视野下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离不开人们对劳动契约的全面把握,而完整的劳动契约不仅包含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契约,同时也包含了易被人们忽视的心理契约。心理契约作为员工与组织之间不成文的相互责任的主观心理约定,尽管不曾写在纸面,不同于经济契约,但却同样影响着企业劳动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良好的心理契约意味着组织与员工间达成了心灵的默契,它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心理契约的破裂与违背则会引发员工负性情绪,带来消极甚至敌对的后继行为从而破坏劳动关系。因此,企业管理者不仅应当重视员工的心理契约,更要懂得运用人本化管理、过程式管理、动态管理、开放式管理等策略,加强对员工心理契约的管理,从而帮助企业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劳动关系。     

道德权利与劳动关系中的公平正义——经济伦理研究的重要一维

社会劳动关系中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伦理研究应关注的重要领域。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从雇主拖欠工资到酷热夏天对坚持户外作业的劳动者隐瞒其应享有的高温费,乃至发生工人中暑而死亡的事件？可见公平正义的劳动关系的建立,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Labor Policy

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型。《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初步完成，同时也开启了劳动关系集体调整的新起点。现实中的个别劳动关系建构和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劳资矛盾和维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种互补的力量和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从权利争议到利益争议，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重要特点。中国的劳工政策亟待调整和完善，内容包括劳动关系理论指导和调整模式的选择、集体劳动法的健全、劳动者集体权利的确认以及两种劳工力量的关系处理等。     

劳动和语言的交往学解读——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交往观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阐述了劳动实践，以及在劳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语言与人类产生、发展的因果性联系；从交往学视角来解读，可以看到在人类产生初期，交往与劳动实践一起共同促进人类的进化、语言的产生和社会的形成，体现了交往理论中“主体-客体”、“主体-主体”模式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