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启示

社区治理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及治理体制的基础。我国社区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保证基层社会活力以及实现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介绍国外城市社区治理3种典型模式的具体做法并总结经验,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业主委员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外部困境研究

我国首个业主委员会于1991年在深圳成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业主委员会从最初的维权组织,逐渐发展成为维护城市社区居民合法权益、培育现代公民精神的自治组织。本文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业主委员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外部困境,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给出走出困境的对策建议,以期业主委员会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韧性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以徐州市Y社区为例

近几年,公共性危机事件频发,社区应对紧急事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受到挑战。韧性治理这一话题的频繁出现,为社区治理和基层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文章将韧性治理的相关研究与江苏省徐州市Y社区当地的实地访谈调研相结合,从社区基建、管理、组织、个体4个韧性治理的维度深入分析目前徐州市Y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并探索韧性视角下徐州市Y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旨在为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参考。     

城市边缘地带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城市边缘地带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变化,这一地区的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增加,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一刀切"社区治理模式面对挑战,社区治理陷入困境。上海市宝山区G镇构建自治与共治的社区治理体制,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合作",这是突破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区治理体制的一种尝试。     

成都成华区“院落+社团”打造社区治理新格局

正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城区和成都市面积最大的城区,成都市成华区面临"北改"、"棚改"、老旧院落整治、市场调迁等一系列现实压力。对此,该区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为总揽,以"院落+社团"为主体,形成了以"街道居民自治联合会—社区居民委员会—院落(小区)自治协会"等各类特色社团为主要     

是“基层治理”还是“基层自治”

<正>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地方在描述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时,纷纷使用一个共同的词语:治理机制。如:村级治理机制、社区治理机制、     

浅谈在村改居进程中构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模式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村改居的数量增多,难度加大。积极推进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模式可以提高公共行政能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本文阐述了村改居过程中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期对社会实践有所借鉴。     

从“政府管制”到“社区治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     

论政府在城市棚改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转变

棚改社区就是棚户区改造后,原有棚户区内的社区经过整合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棚改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棚改区域内,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棚改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管理活动。棚改社区治理的行为主体构成具有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治理的主体由政府、各类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三部分组成。社区治理的行为指向是社区中的各项公共事务,它是一个关系社区成员切身利益的范围广阔的领域。社区治理的目标除了完成特定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之外,更看重社区基本要素的培育和完善。社区治理的各种权力运行是一个多向度的、上下互动的过程。     

“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境与合理化治理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促成中国人口空间布局的系统变化,"过渡型社区"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显现。"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复杂情状形成了环环紧扣的三大治理难题: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流动人口社区融入困境以及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的社区整合困境。基于对居住主体的细致区类,探究有机整合多元主体治理合力,并促成治理行为优化的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中的“政经分开”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实施的制度基础,而要促使目前封闭、排外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就必须以"政经分开"改革为先导,并由此推动中国的农村民主实践由村民自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以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为引领,通过"政经分开"改革以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以社区治理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推动以生活共同体为范畴的、超越单一行政村为治理单元的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2013中国社区治理创新10+5样本

正"2+N"社区治理服务新机制概要◆建立社区事务"和议厅",由社区两委统筹召集驻地单位、物业公司、社区社会组织、网格管理员、居民代表等,对社区事务进行民主协商、和谐议事◆建立月例会、一事一议、片区会议、社区事务和议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制度和社区事务评议小组成员会议制度◆对社区事务和议商讨的各项事务,实现议事议题公开、参与议事的成员单位公开、事务涉及财务事项公开和决议落实评议结果公开     

创建新型社区打造宜居“家园”——原阳县白庙社区发展纪实

新型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是适应城市现代化的要求，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构建的社区组织体系，居民素质和整个社区文明程度高，社区内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     

新时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路径探索——基于J区“五微共享社区”的个案研究

加强社区治理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五微共享社区”平台的产生和发展是社区治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实践创新,是对我国现有社区治理模式的补充、丰富和突破。“五微共享社区”平台自运行以来,为民服务能力、基层自治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得到提高,但也存在服务参与主体较为单一、群众参与热情有待提高及社区服务提供相对不足等问题。文章将信息技术作为服务社区治理的切入点,采用个案研究法,对城市社区的运行机制、主要困境及治理路径进行相关探索,以期为基层社区治理提供一个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美国“乡镇自治”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启示

作为民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民主选举的确立,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生态,提高了村民的权利意识,并为我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截至2009年6月,全国共有60万个村民委员会,经民主选举     

武汉首创社区“大党委”体制

项目背景与动因基层党建开始由垂直管理向区域整合转型党的领导体系垂直管理模式和条块分割下的属地管理体制,一直是基层党建工作难以突破的瓶颈。近年来,各地基层党组织尝试了各种方法加以改进,但效果不尽如人意。2007年6月,     

基于电子“信息—协商—决策”结构的公共参与治理创新

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参与的传统领域得到了有效再造,走向了一个电子参与的新阶段,然而真正的电子参与很难实现。通过"知情—协商—赋权"的方式,电子参与可以分解为电子信息、电子协商和电子决策3个层级结构。在此结构基础上,通过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开放政府数据的自动化;在电子协商过程中使用更佳的公共参与设计原理;利用各种网络竞赛鼓励公民参与和协作,促进电子决策;以及将合作生产整合到推进公民参与的计划中的方法能够实现政府2.0背景下公共参与的治理创新,实现真正的电子参与。     

“以情增效”：情感治理视域下社区干部的情绪劳动研究——基于西安市L社区的考察

社区作为人际情感联结最为紧密的治理场域,强烈呼吁情感要素的“回归”,而社区干部的情绪劳动是落实社区情感治理理念的必然要求。通过回顾现有研究发现,情绪劳动策略的选择受到外部情绪表现规则与内部人格特质的双重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组织服务质量和服务绩效。在实践场域中,社区干部的情绪劳动策略主要表现为压力型体制下通过表层扮演以伪装出符合上级政府情绪表现规则的情绪状态和“家情怀”文化下通过实现自我真实情感与居民期望情感的一致性平衡来自然流露出热情服务的情绪状态。为削弱情绪劳动的负效用,建议从“去行政化”改革、社区情感资源培育、考核与选聘机制优化等方面重点施策,以情绪劳动增强社区治理效能。     

成都锦江区社会治理新模式

锦江区社区治理经验将向全国推广 党的十七大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一要求指明了我国社区建设的方向。     

基层组织“两层”分离制度化设计与主体意识提升的对接

正一、课题调研的背景和方法1.课题调研的背景。为了拓宽公共参与途径,加强和改进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更好地满足居民群众非物质的生活新需求,从居委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入手,优化和调整居委干部的组成结构,实行居委会议事班子与干事班子逐步分离的改革,同时使社区居委会与街道行政部门脱钩,最大程度地加大基层民主的自治能力。2.课题调研的方法。本次调研主要采取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从上海市杨浦区殷行社区50个居委会中抽取出20个居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