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新发展

长期以来,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问题上,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主张。19世纪末以前,世界上奉行绝对豁免主义,其后,限制豁免主义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限制豁免主义逐渐盛行起来。时至今日,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奉行限制豁免主义已成定局。中国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顺应了从绝对豁免主义向限制豁免主义转变的国际潮流。     

关于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

国家豁免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体现。国家豁免从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和相对豁免论,发展到《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于国家及其豁免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主张和坚持国家豁免原则,反对恣意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的做法。     

国家豁免理论浅析

国家豁免,又称为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一直以来是国际法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关于国家豁免问题,长期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相对豁免主义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各有其存在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因。国际社会的主流和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实践是坚持国家行为的“有限豁免”。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顺应时代潮流,长期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中国也开始逐步接受限制豁免主义。     

中国国家财产在美国的执行豁免——以沃尔斯特夫妇诉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了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在执行程序中,国家及其机构和部门均可以主动提出执行豁免的抗辩。国家及其机构(含国有企业)具有各自独立的法律人格、财产,法院不能扣押外国国家机构(含国有企业)财产以执行针对外国国家的判决。美国沃尔特斯夫妇要求扣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三家银行的纽约分行中相应的中国政府财产,用以执行之前针对中国政府的缺席判决,不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以及联邦法院的司法先例,自然遭到拒绝。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的统一化发展评析

在回顾传统国际法有关国家财产豁免的学说的基础上 ,分析了影响统一化进展的深层次原因 ,认为这些原因将决定有关豁免的统一化的发展趋势 ,有限豁免原则将取代绝对豁免。据此 ,我国应抛弃绝对豁免原则 ,注意确立国家持股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和国家的股东地位 ,完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规定 ,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对国家豁免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兼论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场

豁免问题在国际法上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有了国际法,就有了豁免制度。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发展起来,成为近代国际法最根本的原则和基础,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问题由此产生。尽管国家豁免问题在现代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但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尝试从辩证的角度质疑和剖析当前国家豁免的两种主要理论,并探讨今后我国在此问题上应持有的立场。     

关于国家豁免理论的思考

国家主权豁免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及其国家财产享有豁免权,其理论来源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准则,并且经历了从绝对豁免理论到限制豁免理论转变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国家豁免范围的争论还在继续,但限制豁免理论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并在司法实践中采用,这已成为国际社会主流趋势。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加快推进国内立法进程,我国应该顺应这一趋势,使我国在国际社会各领域交往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国家豁免问题初探

一、关于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 1、国家豁免的含义和国家豁免的主体国家豁免,又称主权豁免,主要是指司法管辖的豁免,这是国际法的一项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主权国家及其财产在他国享有管辖豁免权,同时也有义务在本国给予外国国家及其财产以司法管辖豁免。国家豁免以国家为主体,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法主体范围的扩大,国家豁免在国家立法和实践上,已延伸到国际组织和独立的外国民族。不过,主权国家仍是国家     

国家豁免的法律意义、价值与实现

国家平等原则在一般意义上赋予了主权国家在外国法院享受管辖豁免的权利。同国家主权原则一样,国家平等原则历来是国际法上最根本的原则和基础。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问题也由此产生。针对国家豁免问题,现代国际社会上虽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但国家豁免原则业已成为现代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试图就国家豁免的法律意义和价值进行探讨,并就如何实现国家豁免发表一下拙见。     

非欧盟国家建设 Galileo 和 EGNOS地面站的法律问题研究

欧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有效运营有赖于其在全球各地建立的地面监测站对卫星导航信号的持续监测,并通过公共网络将数据传送到Galileo控制中心处理。然而,某些地面监测站将在非欧盟国家建设和运行,欧盟迫切需要保障这些地面监测站的频率使用权,使其信号免受非法无线电干扰、攻击和窃听,并为其工作人员、通信和文档等寻求外交特权。为此,需要分析1945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和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习惯法,探讨欧盟的法人地位和地面监测站活动的本质属性,进而寻求欧盟在此方面的司法豁免或执行豁免。     

国家行为原则与主权豁免关系之实证分析

国家行为原则和主权豁免理论是国际法中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适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但是,两者极易混淆.国家行为原则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决定了它与主权豁免理论既存在密切联系,又存在本质区别.美国的司法实践活动揭示出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行为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国有资产损失的侵权法救济

虽然在法理、立法和逻辑上让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无障碍,但是中国绝少有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与国家所有权作为民事权利性质的模糊、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地位的"虚置"和国家"民事利益"本身的含混都有关系。应当将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作为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法律,企业或公司自身可以就国有资产损失提起民事赔偿,赋予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各级国资委提起民事赔偿的职责,检察机关和普通公众也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经济全球化与企业竞争力提升途径

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必然结果对我国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核心问题是核心竞争力的较量。对此,我国企业必须认清自身存在的差距,并在弥补和缩短差距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竞争力,具体应从八个方面落实。     

对"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原则"的历史考察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原则作为国家主权原则的延伸,赋予了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特殊法律地位.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对该原则确立了新的标准,因而我国已有必要转变观念,重新审视我国对待该原则的立场和态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探析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是现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重要制度。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有其必要性及合理性,我国应借鉴这一先进的司法制度,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作证豁免制度,以便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我国建立的污点证人作证制度应选择的作证豁免类型是罪行豁免,应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是否对证人实行豁免,应建立相应的证人保护机制、惩戒机制等相关制度。     

渐进式改革、金融产权与转轨时期的银企关系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要求为国有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以使经济平稳增长 ,由此金融产权安排就具有产权国有和市场垄断的特征。银企关系作为垄断性国有金融产权的产物 ,必然具有双重属性、双重约束、双重调节和双重市场的特点 ,并在债权债务约束、利率机制作用以及经济政策效力等方面表现出其内在缺陷。由此出发 ,重塑银企关系的关键是改革垄断性的国有金融产权 ,即在增量方面推进民营经济的内生性融资方式扩张 ,在存量方面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实施分类的股份化改造。     

我国生产经营领域的道德失范及治理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生产经营领域中的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济活动中的失信行为主要是由于在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缺位,价值观念扭曲;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国民的信用意识总体上比较淡薄;一些地方政府失信于民,上行下效,产生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产权关系未理顺清楚;信用中介组织发展滞后;企业内部普遍缺乏基本的信用管理制度;对失信的惩戒机制不健全,对各种失信行为打击力度不够等原因造成的。对这一问题的治理需要采取综合措施。第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重建诚实守信的伦理规范;第二,建立责任政府,重树政府诚信形象;第三,深化企业改革,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第四,尽快建立起规范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以制度约束失信行为;第五,健全立法,严肃执法,加大对经济败德行为的经济和法律制裁力度,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之比较

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都是国际法领域的重要法律制度。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在历史发展、内容及结果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二者在范围、性质、效力等方面又存在差异。因此，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被普遍地视为相互独立的范畴，形成平行发展、自成体系的状态。     

人权领域之国家豁免规则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国家豁免立法

保护人权的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可列为国家豁免规则的例外,已成为后者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实践表明,国家豁免规则可以与强行法共存,二者在程序和实体上拥有不同的属性,为此,在违反人权情形下援引国家豁免规则应区分公私行为性质、分清损害对象,敦促违反国在诉讼程序外承担“非免责性”后果。在国际交往愈加频繁深刻的时代背景下,国家豁免规则的具体落实更依赖于国内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中国进行专门的国家豁免立法是时代的必然。     

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跨国公司普遍通过知识产权运作实现在全球的管理。研究表明,知识产权运作的影响表面是跨国公司对进入国市场和高额利润的攫取,而更深层的是造成进入国产业的附庸化和研发能力的弱化。为此,政府不仅应该重视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更应该积极参与在市场开放和企业管理上的知识产权管理,同时,企业在并购活动中,应着重寻求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