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

诉讼证据中蕴涵的案件事实信息的收集、运用、识别和认定都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诉讼中要突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必须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或者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具有对抗性的举证和质证、分析和反驳,同时,法官应着重审查原被告或控辩双方举示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对诉讼证据中蕴涵或留存的案件事实信息是否真实,以及这些案件事实信息是否就是证据事实,这些证据事实是否能够足以证明(即恢复或还原)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等进行识别和认定。     

从依赖推理到建构事实——对案件事实认定模式的逻辑学、文化学分析

案件事实理论研究一般将案件事实视为推理的结果,并集中于解释作为个体的法官或者陪审员如何认定案件事实.然而,自媒体信息传播凸显了个体推理的可接受性问题,要求我们反思案件事实认定模式之所以依赖推理的原因,关注逻辑学的规范性文化功能.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案件事实认定模式,需要接受一个文化变迁的视角,既应当破除对程序完美的依恋,也应当重视求同思维习惯的识别与超越问题,将案件事实解释为事实建构的结果.     

法律修辞的司法运用：案件事实叙事研究

修辞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具有认知属性。而案件形成过程中的修辞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语言的技巧,而且参与了案件事实的建构、演变以及最终的形成。近来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夏俊峰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蓝本,该案背后所依据的案件事实主要是在证据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叙事性活动的产物,这种叙事活动便是在案件事实形成过程中对修辞策略的运用。关于该案的案件事实的版本,是不同主体认识之下的产物,折射出修辞者的立场抗衡。有必要认识修辞在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建构性作用,而非语言的修饰和技巧。     

案件事实及其形成

法律适用的对象是案件事实,而案件事实与通常理解的事实概念存在本质区别,案件事实即是已被诉讼程序证成为案件事实的生活事件,案件事实不是既定的、不是被发现的客观事实,而是由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据规则和事理逻辑形成的;很多情况下,事实问题即是法律问题,法规范对案件事实起着型构的作用;审判过程中规范与事实相互作用且自我显形;事理逻辑最具研究价值,因为这一研究能揭示出形成案件事实的过程中最能体现法官个人判断的意识因素。笔者采用思辩哲学与司法实践紧密联系,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上升为抽象的研究方法。     

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之探讨——兼论不同诉讼的证明标准

针对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中的"事实"理解为"客观事实"的抽象化作法,提出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是指诉讼中的"案件事实",而不是哲学范畴中的"客观事实".同时,针对三大诉讼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异,提出在不同诉讼中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证明具有不同的标准.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 ,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 ,必须有物质形态 ,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 ,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 ,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 ,“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 ;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并不是证据 ,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 ,但证据必须蕴含事实     

试论事实劳动关系的界定与期限

事实劳动关系的界定与期限是解决我国劳动纠纷的两个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虽没有对其作出直接规定,但相关条文的内容已涉及。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结合司法实践的经验,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     

事实真伪不明的界定及处置方法

事实真伪不明是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客观事实状态。由于此种状态无法直接适用实体法律规范得出裁判,因此,需寻找其他的处置方法,如搁置判决、调解、法律规范的特别安排、证明责任等。现代法律所普遍认为的最佳处置方法即为证明责任规范。但在当前实务中,对于真伪不明的理解和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均存在诸多问题,这也成为正确裁判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论案件事实的定性原则——以盗窃与抢夺、抢劫三个概念的界限为例

法律上的概念种类总是有限的,而它所涵摄的案件事实的种类是无限的,一个法律概念要涵摄多个案件事实.案件事实离此概念越远,就离彼概念越近,直至其与彼概念的距离短于与此概念的距离,那么它就涵摄于彼概念而非此概念.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对案件事实的定性不能从法律概念的字面表述和案件事实的现象的关联度来判断,而应该从法律概念的本质和案件事实的本质的关联度来判断.对案件事实是否属于盗窃罪、抢夺罪或抢劫罪的定性,也要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定性准确.     

论刑事裁判中的事实

对事实概念的完整理解应当涵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完整的事实应是作为存在的事实和作为命题的事实之统一。刑事裁判事实是一种命题事实,是以客观案件事实为基础但掺杂着主观性因素的事实认识,因而有真伪之分,同时刑事裁判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只有与刑事法律规范和证据规则相关的客观事实才可能成为裁判事实。刑事裁判事实与案件客观事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背离的可能,但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竞合始终是刑事裁判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裁判事实作为命题事实的真伪亦取决于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竞合与否,不过刑事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竞合关系只是一种相对竞合。     

论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

曾国藩的治学思想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品格。他强调治学要甄别书中真伪,不可盲从书籍;要根据自身实际和研读内容,有所区别,讲求方法;要与社会现实政治相联系,经世致用。探寻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于当今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法律事实事件

[要]法律事件应称作法律事实事件。作为法律事实的法律事实事件与作为免责事由的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并无实质区别。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仅在于主体的范围不同：法律事实事件是当事人无法预见，不可克服、不可避免的法律事实。     

实事求是的辩证法底蕴

实事求是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典范应用,它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实事求是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客观存在的"实事",而"实事"是一个包含着诸多矛盾并且处于不断变化过程的复杂统一体,这在客观上要求主体的"求是"活动必须是全面的、发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体必须克服主观及客观的局限性,真正求得事物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     

“我与我周旋”——自传事实的内涵

方兴未艾的自传研究迫切需要几个理论的支点。作者通过界定自传事实来为自传叙述学研究确立一个出发点。用自传事实这个概念来衡量 ,中国古代的自传文虽然表现了丰富各异的自我 ,但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 (纵横两方面 )来考虑 ,自传事实的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展示自我生成的事实和经验化的事实     

论民事诉讼的主要事实

主要事实是辩论原则的基础,是自认的对象,是客观证明责任构建的前提,在民事诉讼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主要事实的识别就成为讨论所有问题的前提,不能不重视。按照识别主要事实方法的不同,在主要事实的识别上就有了一致说和区别说。两种学说体现的是不同的法学思考方法。此外,主要事实理论的发展还与其他民事诉讼制度关系密切。我国应以要件事实作为当事人诉讼主张的基础,同时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在诉讼体制改革中引入“释明权”制度,适当保留法官的诉讼介入权．以保证事实要件理论能得到更好的应用。     

教育事实的显现

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方法论原则在教育领域的运用,要求把教育视为一个意义结构和生命历程。教育现象学力图克服传统教育的知识论倾向,通过去蔽揭示存在的本真意义,从而促进人主观精神的生长。现象学所提出的“看教育”是在生活体验中展开的,并通过改变对人的理解方式为教育发展提供新的立足点。现象学从认识论-存在论-实践论的理论演进,彰显了教育事实显现的逻各斯,确立了教育的实践旨趣。     

试论“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

三大诉讼法中都规定了“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我国的学者和诉讼实践对“事实”的理解和认识有所偏颇,不利于司法操作.笔者通过历史考察,认为查清案件的原本事实是古今所有诉讼制度追求的共同理想,依据对诉讼证明过程的分析,得出了客观的原本事实并不能百分之百的实现的结论.因此我们应正视现实,正确理解“事实”,采取切合实际的务实态度,以利于研究的开展和司法的操作.     

实事求是与邓小平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南。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学习邓小平理论,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准确把握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要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树立"大实际"的现念,从而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