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功能主义:当代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新的综合视角

J.C.亚历山大教授,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理论分部主席,是美国新一代社会学理论的领航人物。自80年代以来,他立足于对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等人理论的逻辑分析,试图综合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与后帕森斯的各种主义。近年来,他转向文化社会学、解释学理论以及一些经验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发挥了他业已建立的一般理论逻辑,其影响由美国而波及整个西方社会学界,其著述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今年年初,本刊曾致信亚历山大表示本刊准备介绍他的理论。他回信说“他为他的理论能被《国外社会科学》介绍给中国读者而倍感荣幸。”本刊这期用较大的篇幅评介亚历山大的理论,意在引起国内学者对他的理论乃至美国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重视。这里刊载的四篇论文中,有两篇(《新理论运动述要》和《社会理论与20世纪的理性之梦》),是亚历山大本人寄给本刊的原稿译文。此外,为了使国内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亚历山大的理论,本刊特约社会学所的苏国勋同志就亚历山大理论的新功能主义特征作了全面考察,又请该所的夏光同志对亚历山大的理论综合的认识论基础作了具体分析,在此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浅析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界一改其于六、七十年代在反帕森斯“广涵理论”基础上出现的多种理论并存且彼此攻击的局面,出现了试图通过互相借鉴、互相参照来达到“新的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理论综合发展的趋势中,杰夫端·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编者注)所倡导的“新功能主义”是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探索之一。     

维贝尔著作的主题统一问题

维贝尔著作中的主要问题是理性问题。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维贝尔对欧洲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命运,“使世界摆脱魔力”的过程以及被他作为现实、文化和人的基本事实加以考察的过程发生兴趣。维贝尔在考察人类行动的理性时,提出了为什么理性成了现代生活的最主要形式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理性上的“文化意义”问题有关,因为根据维贝尔的方法论,社会科学不能局限于解释现象的事实结果,而应该说明它们的文化意义。维贝尔不同于现代的社会学家,他是以一般历史观点来考察价值多元论的。按照维贝尔的看法,人不只是、也不主要是借助社会结构来创造自己的现实性,而     

论实践合理性

在学术界，人们对合理性的界定因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大体上有七种合理性的概念，即慨念的合理性、逻辑的合理性、认识论的合理性、方法论的合理性、本体论的合理性、价值论的合理性、实践的合理性。本文拟就“实践合理性’非专门探究。一、“实践理性”的复兴一谈到“实践理性”，人们首先就想到康德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法：理论理性运用先天的知性范畴形成普遍必然的科学命题（先天综合判断）；而实践理性则是支配行为的法则，使人的行为合乎理性，即合平普遍性、必然性的需要，这就是道德实践的要求。按照康德的…     

论康德批判哲学中“理性”的内涵

“理性”概念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的理论基石之一。本文拟从康德“三大批判”入手,对“理性”的含义作一粗浅分析。 1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全面展示了康德的认识论。他认为:认识指在 经验范围内主体对存在的把握;认识的区间就是经验本身,经验之外的 “物自体”不是认识机能所能把握的;认识对象是经验到的“实存”;认 识主体运用主体的“感性直观”把握“实存”,形成了具有时空形式的“现象”,“现象”是“感性认识”的结果。而对“现象”的进一步抽象把握是认识的深化,表现为运用一系列主体概念、范畴系统地对“现象”进行分解、组合、…     

评萨特的实践辩证法

像二十世纪所有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声名赫赫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对道德问题和个人自由概念深感兴趣,并一直论证人的实践自由问题。人的尊严、自由以及自由的实践方式决定着萨特对辩证法的基本态变。尽管萨特一生都在关心“人”,关心他用来证明人的自由及其实现的辩证法问题,但是,他写《存在与虛无》的思想与他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在后者中萨特对前者中的某些思想做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扬弃,而这种扬弃的关键又在于他突出了实践范畴,用考察“理性”的方式为“历史辩证法”确立实践基础。     

评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把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理性思维)等都包括在“意识形态”之内,从而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这些“意识形态”都进行于一定的批判。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具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但由于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方法,所以他的所谓批判不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方面,因而他的“批判理论”在总体上是不可取的,他的基本立场和许多理论观点是错误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     

丸山真男:传统演化与文化的现代化

丸山真男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 ,对什么是现代化的表述 ,与西方语境并无两致。他与国粹、国学者都保持不小的距离。然而他对现代化论中的“西方中心说”显然抱怀疑的态度。他提出“历史古层”的史学观 ,采用精神考古的方法 ,以丰足的资料描述现代化在日本固有文化中“自行”演化的历程。不过 ,丸山在学理思想上依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民主制度、理性思维表示热忱的欢迎。工具、制度层面的西学论与文化层面的传统论的结合是丸山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Three Revers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Reflections on Heidegger＇s Theory of Metaphysics

迄今为止的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是由以下三次翻转构成的：首先是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其次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内部,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对以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翻转;再次是后期海德格尔的“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对其前期的“此在形而上学”的翻转。     

现代宗教是理性选择的吗:质疑宗教的理性选择研究范式

本文在关注宗教社会学理论如何给现代社会的宗教现象以合理的解释的同时,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现代宗教的取向提出商榷。尽管理性选择理论非常强势,号称有相当普遍的解释力,但本文还是试图对以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现代社会宗教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认为 “宗教经济”范式中的宗教市场的“供方”与“求方”是理解宗教的错误逻辑,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重要概念中有相互混淆和偷换之嫌。本文最后指出,目前仅以宗教市场理论研究中国宗教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谨慎地使用。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论康德主体的二重化与认识过程的双向性

主体与认识过程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一问题给与了深刻的揭示。他把主体作了二重化的划分,展现出主体的内在矛盾性,由此导致了认识过程的双向性运动。它表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主体的自我意识。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一下求索。 一 康德区分对象为现象与本体,对世界作了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划分,这是主体二重化的理论前提。康德把现象界作为认识领域,将认识主体确立为能动的功能性主体,而以其区别于以前本体论“灵魂”这一实在的实体性主体。他在批判心理学的“谬误推理”时,指…     

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与韩非的“无定理”之比较——古代中西哲学中二分对立观的同和异

阿那克西曼德的“本原”和韩非子理解的《老子》的“常道”是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两个非常接近的概念。前者是“阿派朗/无限定”,后者为“无定理”。二者有着重要的相同点，也有着关键的不同之处。在形而上方面，它们都以否定的形式界定“绝对现实”,都将万物中“对立”现象追溯到绝对现实(对立观念是人类认识世间万物的基础)。二者都将世界的起源归于绝对现实启动的“分离”,而都未阐明分离的机制。它们的性质都是非人格和永恒的，显示两个文明开启了理性的思维。所异方面，阿派朗是由经验界的限定上升到抽象的无限，而无定理是从抽象领域下降到可感世界。这一概念运动的不同体现了两位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不同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希腊人长期探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最终发展出以“两分法”为核心的逻辑学，中国则没有出现。阿派朗体现的是“在场形而上学”,无定理体现的是“超越在场的形而上学”。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话题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话题王德胜一、“现代性”的启蒙话语“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问题，从始至终都是与启蒙、理性、主体性等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其实正是启蒙、理性、主体性等所遭遇的自身意义与价值问题。而所有这...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

福柯将现代哲学的本质视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他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它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福柯把他的“现代性态度”归结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批判性质询”的品格。虽然他不满于“理性”的专断,对它的压制非理性有着尖锐的批评,但仍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     

在"学术"的视野之外——论张承志学术散文的精神性

从当初激越的感性表达到现在沉稳的理性抒写,这是张承志散文创作风格演变的表象.但通过对他近些年来学术散文的考察,发现他所有关于"学术"的探讨都被一种厚重的"精神的在场"所覆盖.散文中的"学术"只是他用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之思与文化反思的依托,是他坚守 民间立场表达民间精神追求的方式.在那些看似"学术性"很强的散文作品中,灌注的是一个民间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情怀.     

理性化官僚制救治的路径选择

“建立和维持一个顺乎民意而负责的官僚机构,是现代化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社会或落后社会———的难题之一”①。本文立足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对官僚制的存在方式、基本特征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阐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内涵,揭示了理性官僚制的固有悖论,并提出了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的相应措施。     

自媒体时代舆论聚变的非理性与信息公开滞后性的互构——以“PX项目魔咒”的建构为例

舆论对厦门大学赵玉芬院士、袁东星教授关于PX项目危害性、选址要求言论的传播,建构了“PX项目魔咒”.魔咒在厦门PX项目事件生效后,传染到其他PX项目所在城市并奏效.借助自媒体,有关PX项目的舆论得以聚集聚变,其非理性成分超过理性成分,形成倒置的“沉默的螺旋”；信息公开的滞后性导致民众与政府关于PX项目信息的不对称,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非理性与滞后性两者互相建构,是“PX项目魔咒”屡屡奏效的根源.要破解这一魔咒、重树政府公信力,需引导舆论趋于理性、信息趋于公开透明,搭建政府、民众、媒体、知识阶层之间理性互动交流的平台,把矛盾“从暴力层面”降低到“讨论层面”.     

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探究

梁漱溟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强调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中寻找根本解决方案,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结构背后的“统治力”为早启的“理性”与礼俗秩序。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主张。     

合理预期学派的总供给模型及其政策意义

目前,在西方,理性预期模型已成为宏观经济研究中的规则而不再是例外情形了。它已被用来考察总需求的主要构成、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用来解释象产出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持续性及其相互运动等经济周期规律的理论等。不仅如此,人们还将计量经济预测,最优控制与非线性规划技术进行适当的修改,与理性预期模型相协调。在这里,我们将对重要的总供给理性预期模型——“信息基模型”与“刚性价格模型”作一述评,以从一个角度说明上述这种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