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著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宋代古文家的“尊韩”

宋代初年 ,西体盛行。其文夸奇斗艳 ,渐失本真。仁宗患时文之弊 ,下诏讽勉学者以近古。先是柳开、王禹、姚铉、穆修等古文家提出“尊韩”,及欧阳修知贡院 ,倡导古文运动 ,扬言“韩氏之文之道 ,万世所共尊 ,天下所共传而有也。”由是为文之士 ,率多“尊韩”矣。常见之文学史书、专著、论文 ,多有提及宋代古文运动中之“尊韩”,但皆语焉不详。文章先述宋代古文家“尊韩”之言论 ,次析其成因 ,继论其影响 ,聊作宋代古文运动之钩沉如何     

接受史研究中的另类思考——从《李贺诗歌接受史》谈起

文章主要由近年来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所引发的思考相对于探寻古代学者和作家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接受,我们更应当重视现当代学者和作家对古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创作上的接受;应当重视生活环境、社会思潮、学术理念以及政治人物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尤其是时代风尚、政治人物的偏好以及所引起的学界趋奉方面研究;要重视海外作家学者对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尤其是学者们对中外作家或研究方法间进行的比较研究;应当重视非纸质文字乃至非文学资料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从接受学角度看钱钟书的韩愈研究

从接受学角度看,钱钟书对韩愈诗接受史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索解诗歌语、意、势及修辞手法等后先承传的层面,二是考察第一读者及其解读活动、仿效行为的层面。钱钟书对韩诗接受史的研究,既展示了他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敏锐独到的眼光,也贯穿着一位接受艺术研究的先行者细密入微而又灵妙善感的文心。     

张继《枫桥夜泊》及其接受史

本文探讨了张继的千古绝唱———《枫桥夜泊》艺术魅力的来龙去脉 ,具体梳理了它的意象生成史、现实影响史和诗人接受史 ,并从中抽绎出“景咏相生”、“连锁接受”这两条文学发展的规律。     

对“接受史研究”应在宽容中接受——与袁晓薇博士商榷

袁晓薇博士的论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分析了当今接受史研究的误区,并给出了几条"突围"的良方,值得肯定。但该文中一些观点与评述存在偏颇之处,会使读者对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产生诸多误解,不利于接受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对于新兴的接受史研究来说,与其过于苛责,不如更多地予以宽容。     

从“韩如潮”看韩愈散文的审美特质

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以其卓尔不凡的散文创作身体力行,使其文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质“韩如潮”,即浩荡的气势美。其气势美主要源自内容上理直情切、结构上纵横捭阖以及表现手法上奇偶交错和铺陈排比等。这种审美追求是其古文理论在创作中实践的结果,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契嵩“儒佛一贯”说的逻辑理路

北宋儒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儒者对佛教的抗拒,再加上佛教自身的诸多因缘,规约了明教大师契嵩所倡导的"儒佛一贯"说的内在的逻辑理路一从"义理"和"治事"两个角度圆融儒佛.契嵩的努力使历史上的"儒佛一贯"说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儒佛一贯"说客观上缓解了当时的儒佛之争,并且对随后中国佛教乃至日本的佛教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价值中立(Value free)”接受史简析

价值中立是一个见仁见智有价值的话题.本文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它的接受史进行了考察,认为批判"价值中立"是由于"现在",解释"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尽管"价值中立"具有局部的合理性,在崇尚科学的今天应该审慎对待.     

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宋词中行吟的宋玉——宋词人的"宋玉情结"析论

有宋一代的词人于宋玉可谓情有独钟,在《全宋词》中屡有提及,且多引用化用其辞赋之作。本文通过对《全宋词》中关涉宋玉的词作进行检索、整理和分析,力图挖掘宋人笔墨何以屡屡指向宋玉的深层原因,并以之窥测宋玉其人其文作用于宋词而产生的文学影响。     

康乾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

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他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之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