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文献 别有新见——读孙纪文著《王士禛诗学研究》

王士禛是清初诗坛领袖,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影响深远,对康熙诗坛影响巨大,被奉为＂一代正宗＂。孙纪文先生以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开阔的研究视野,从诗学文献学研究入手,对王士禛诗学思想进行了细致探究,对王士禛诗学作了深层次探讨,所著《王士禛诗学研究》是一部研究视角新颖、考辨细致、理论阐发充分的学术力作,应该受到学界关注。     

《唐人七律神韵集》为伪托之作——兼王渔洋《神韵集》浅考

《神韵集》是清代大家王士禛早年编纂的唐诗选本.江西图书馆馆藏清初刻本《唐人七律神韵集》内署“王士祯(原名王士禛)选”,当今学界一般认为该集是《神韵集》的变异版本或至少有部分诗歌为王士禛所选.事实上,通过当时的原始文献以及该选选诗内容、特点、数量等方面的考析可知,王士禛所选《神韵集》的所有版本均已佚失,《唐人七律神韵集》应为伪托之书,该书并非王士禛所选,乃为清人汪棣所选之唐诗,汪棣鉴于士禛极高的学术地位与声望,而伪托王士禛所选以扩大文学声势,达到宣扬自己诗学主张的目的.     

天连剑外山无数,栈转褒中水自哀——王士禛蜀道诗的情感内涵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曾经两次入蜀,对蜀道的山高水长路险,有真切的体会;对沿途的历史风烟,有无限的感怀。期间创作大量诗歌,或写景状物,或咏史述古,或题赠亲友,都发乎至情,蕴含了凝重的羁旅行役之愁、思乡怀人之痛、吊古伤今之感,深刻体现了王士禛入蜀途中的情感世界,是王士禛蜀道诗感人至深的重要因素。     

寓目既博 赏心亦当——王士禛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论评

王士禛(1634—1711)是清初在诗坛享有盛誉的大家。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突出,以“神韵说”为标志的诗歌美学理论颇成系统,而且在对中国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和总结、对历代诗家、诗作的评价方面也用力甚多。他评诗论诗范围广泛而颇具识见,这是我们研究王士禛的诗学思想不可不注意的一个方面。钱钟书先生对王士禛的诗歌颇多批评,但对其评诗论诗却非常推许:“渔洋论诗,宗旨虽狭,而     

论王士禛对严羽诗学的继承与超越

明清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严羽诗学的影响,清初著名诗论家王士禛的诗论亦如此。王士禛论诗以提倡清闲淡远、含蓄蕴藉的“神韵”著称,诗歌的这种审美特征实际上源于严羽。王士禛在诗歌审美特征论、创作论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严羽诗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诗论的基本宗旨体现出了相当的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吴镇诗歌声律学发微

诗歌声律学为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自齐、梁以来备受人们的重视,但也歧见纷出,莫衷一是。清初顾炎武、李因笃、毛奇龄等人潜心研究古诗音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此后各种研究诗歌声律的著作也层出不穷,尤以王士禛和赵执信最为著名。吴镇深入研究前人的理论成果,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著有《声调谱》和《八病说》两部声律学研究著作,解决了诗歌声律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难题,并提出了新的理论见解,为诗歌声律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明清山东新城王氏家族文学传统的构建与嬗变

山东新城王氏家族跨越明清两朝,诗歌创作成就斐然,其文学进程在总体上可分为准备、初建、鼎盛、衰落四个阶段。在家族文学传统的构建中,族人的仕宦是文学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家族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家法始变”,促使相对稳定的家族文学传统建立,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理念,激发了王士禛辈族人对诗文创作的热忱。王士禛在对家族文学资源的汲取与改造中,形成了自我诗文创作的特征,从而在清初的诗坛大放异彩。     

英语世界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

英语世界的王士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前为初涉期,这一时期的王士禛研究主要以作品简介、生平考证以及诗歌选译为主;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勃兴期,英语世界在本阶段出现了王士禛的专门研究者,王士禛的诗文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被大规模地系统翻译到了英语世界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新变期,王士禛研究沿着上一阶段继续深化,而王士禛的译者构成也更为多元,呈现出若干新的质素。相较于在英语世界中"大红大紫"的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显得"不冷不热",然而,正是这种"不冷不热"的特征,使得英语世界王士禛成为了一个观照、反思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得失的小巧别致的视角。     

论王国维诗歌创作对其诗学思想的依违

王国维中西融合的诗学思想,在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已经形成。他的诗歌创作对其诗学思想存在先"依"后"违"的现象。他前期创作的与其诗学思想相"依"的欧西哲理诗,在晚清诗坛中自成一格,是晚清诗坛的一枝奇葩;他后期创作的与其诗学思想相"违"的传统文人诗则基本上不脱旧伦理、旧诗学的范畴,几无创新意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他对西方哲学信仰的动摇、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古雅"美学观的形成有关。     

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

何焯是清初诗文评点大家，文章以其所评义山诗为例探讨他的评点之学，认为何焯以评点为学问，评点本是他的学术著作；其评本采用考据与评点相结合的方法，引领了新的评点方式；并以评点构建诗学理论，使评点脱离明以来随意的感性领悟形式。何焯的评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诗学理论价值。     

从月泉吟社的重新排名论王士祯的诗评意义

月泉吟社是规模最大,诗作最丰富的南宋遗民诗社,对月泉吟社竞赛诗作进行重新排名,是王士祯最重要的评诗活动。由于王士祯本人并未明说缘由,重新排名之举引起后人诸多的猜测。王士祯重新排名的原因既有家世的影响,也受＂神韵说＂诗学观的影响,还缘于王士祯本人对月泉吟社＂去时文气习＂革新理念的认可。对月泉吟社重新排名体现了王士祯强烈的领袖意识和革新思想,也暗合了他选诗实践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诗史意义。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论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诗性思维

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奇之人生彪炳青史。然而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言,王国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诗学智慧建构了诗学境界论,建构了“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之境界”。尽管古今中外先贤已然提出了种种振聋发聩的“三境界”理论,然而自王氏之论横空出世,遂关千古境界之口,因为王国维这三个境界积淀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式诗学智慧,并已成为后嗣学人踽踽前行的生命坐标。     

莱斯·马瑞：《冬青树》创作背景探析

国内对于莱斯·马瑞的研究不多,因此对其人其诗歌也不甚了解。莱斯·马瑞是当代澳大利亚著名诗人,以传统诗歌创作闻名于世。《冬青树》（TheIlexTree）是莱斯·马瑞与莱曼合作出版的首个诗歌集。该诗歌集获得了当年度（1965年）澳大利亚国内theGraceLevenPrize诗歌大奖。论文以莱斯·马瑞在悉尼大学求学为主线,探讨了《冬青树》创作的背景,揭示了莱斯·马瑞大学教育、人生经历及社会背景与《冬青树》创作之间的关系。     

王世贞宗杜思想综论

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主导的复古文学运动作家们,在"古体宗汉魏,近体法盛唐"诗学主张的指引下,往往把杜甫作为师法的主要对象。而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更始终是"尊杜宗杜"的大力倡导者和忠实捍卫者。王世贞在学习杜诗并进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对杜诗和师法杜诗者进行了批评总结,为复古文学作家们解决了为什么师法和怎样师法杜甫的问题。     

王士祯的杜甫研究

王士祯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独到的思路与方法。他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他认为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论杜诗的艺术的伟大是"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王士祯对杜甫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游宦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考察研究杜甫的生活思想和杜诗的内容。他考释杜诗的一些名物,研究杜诗的一些版本文字,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杜甫对后世重要诗人的影响。     

试论唐玄宗诗歌的诗史地位

唐玄宗李隆基对盛唐诗坛有重要影响。作为帝王,唐玄宗的各项措施引领盛唐诗潮的到来;作为诗者,唐玄宗通过创作实践,无论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积极地影响了盛唐诗坛。其诗标志其对六朝绮靡诗风的彻底淡化,诗序体的发扬、杂言形式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体式,继古承新的艺术手法同样具有深刻意义。游宴赏乐、巡幸抒怀、送别赠答、军旅畋猎是唐玄宗诗歌重要题材,其中,巡幸抒怀诗境界阔大,感情真切,代表其诗歌的最高成就。综合来看,唐玄宗在诗史上的地位,值得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