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和国家经济主权的消长

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的权力关系相当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跨国公司侵蚀了国家的经济主权。在分析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时，有必要把跨国公司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区别开来，把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跨国公司并没有削弱发达国家的汲取能力和社会支出能力。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政府主动推动的结果。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确与跨国公司有直接关系，但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削弱与跨国公司没有多少关系。不公平的国际秩序、新自由主义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制度建设和社会整合的滞后，应对这些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负更大责任。     

试论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主要影响

全球化作为目前国际上的一种主要潮流 ,导致了国际法中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浪潮下的部分让渡以及新的国际法问题的产生。同时 ,在全球化的国际体制下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加强 ,也使得传统的以国家为研究中心的国际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认识和应对全球化 ,并尽量充分地实现国家经济主权 ,维护自身应有权利 ,是摆在发展中国家之中一员的中国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球权问题的几点思考——兼与梁守德教授商榷

球权是以人权为基础、超越主权但不否定主权的一种全球性权利,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权、主权、球权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享有的三种最基本的权利,其中人权是核心,主权是关键,球权是保证,三权相辅相成,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了维护球权,就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从以神权为基础的王权到以人权为基础的主权,再从以人权为基础的主权到以人权为基础的球权,都是人类对自身权利认识的巨大飞跃。球权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它对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政治理论与现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引文的调查与研究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对国家的经济主权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与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必须适应这种历史潮流,科学认识与理性应对,以便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形象塑造与我国传媒的未来发展战略

在全球化传播背景下,作为"他者"角色存在的部分西方强势媒体,肆意行使话语霸权,单向度地塑造着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以此形成了国际传播格局中国家形象塑造的"钟摆现象".这种"钟摆现象"使得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丧失了被理解被尊重的权利,使"我者"形象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基于此,我国传媒应将国家形象塑造上升到维护国家形象主权的战略高度来加以重视.要彻底摆脱"钟摆"的控制,掌握属于自己信息版图内的形象主权,我国必须大力推进传媒发展战略的"软环境"建设,提升其国际传播力而努力开创国际传播的新局面,为我国国家形象塑造创造良好的对外传播新格局.     

以美国主权债务危机为契机构建超主权国际货币

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美国一直对全球经济的走势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最近爆发的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弊端,即难以克服的"特里芬难题"、全球外汇储备体系失衡、汇率制度难以维护市场的稳定等。因此,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构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形成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成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的理论建构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实践的虚伪本质、人民对权利的深切渴求等现实情况,在批判吸收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主权理论及结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深入阐释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制度体系与实践方略,在既有主权理论基础上探索出真正属于人民的主权理论。马克思人民主权思想为辩证认识西方主权理论提供思想源泉,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创新给予理论指南,为当代中国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人民权利得到更健全的法律保障赋予发展动力。     

论国家主权理论的新发展

传统的主权理论诞生伊始便显示出其历史进步性，它是民族国家的催生剂，使主权国家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然而，传统的主权理论“绝对性”的内核又使得它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尤其是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绝对的主权”观念无法据以解释一系列新的国际问题，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似乎显得“无能为力”。时代的发展呼唤新的主权观念。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持新的主权观念，即国家主权是神圣的，但不可推至极端；国家主权有其相对性的合理因素；国家主权是受到适当限制的，同时又是平等的。     

论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内涵

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权利与人民主权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现代国家的特征。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现代社会大厦的基石。现代政治理论科学诠释了国家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的授予这一真理。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具有丰富的内涵。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的属性。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造就了人们关系的和谐;因此,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与和谐社会具有因果关系。     

邓小平主权思想的理论体系与中国主权战略

邓小平主权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对国家主权首要地位的认识、对维护国家主权内容和方法的认识以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措施等等。中国必须以邓小平的主权理论为核心，将国家主权的维护作为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出有中国特色的主权战略。     

论主权责任要素的确立

直到20世纪初,主权所体现的和强调的主要是权利(权力)内涵,而不具有多少责任内涵。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主权不仅意味着一种权利(权力),而且意味着一种责任。主权是一定条件下国际社会既存的共同规则约束下的产物,它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客观环境和社会规则,主权应否内在地包含或承担责任取决于国际社会演化发展的客观力量和需要,而不是反过来由主权来决定自身的形态和内涵,这是主权作为历史和实践的概念的逻辑必然。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权分享

由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必然冲击各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 ,构成与各国经济主权互动、互享的特殊关系。经济主权与人分享 ,是在一国选择了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战略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独立的主权在与人分享时 ,对被分享的主权来说是一种安全威胁 ,于是 ,研究这种主权分享的相关问题 ,对主权国有效地保护自己 ,把全球化从挑战转变成机遇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及其评析

中、日两国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一直争议不断。日本官方从国际法、地缘位置、历史原因等方面提出对钓鱼岛的主权申索,并认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采取和平、友好、协作的态度。对此,不仅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法反驳日本政府的不实之词,日本民间学者也持有异议,认为钓鱼岛主权应属中国。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国家,从国际法的角度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是两国国民的共同诉求,但是合作不等于妥协,为维护领土完整,中国不能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权利。     

卢梭和哈贝马斯的人民主权思想之差异

人民主权是人权、民主和主权的统一.卢梭和哈贝马斯的人民主权思想在人权、民主和主权三方面都存在差异.对主权与人权之间因果联系的不同理解是两者造成差异的原因所在.两者之理论差异及其实践结果给我们的启示是,人民主权思想的落实,核心在于制定确保人民参与主权形成的民主制度形式,关键在于完善立足于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宪政制度.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权

正如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样,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也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今日国际社会的发展,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经济合作的需要,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限制明显增加,许多原来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管辖的范围均被纳进国际经济条约的体系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主权作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将消失,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仍将作为国家经济法运行的基本原则而存在。国家经济主权不容否认。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历史考察

"发现""占有"和"有效管理"是国际法确定领土主权归属的基本原则。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和持续管辖南海诸岛的国家,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这是国际法认可的历史性权利。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没有法律依据,其对部分岛礁的军事占领以及在附近海域从事资源开发活动实质上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是友好邻邦,南海争端应由当事国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各方应切实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鉴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应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好适时收复被占岛礁的准备。     

试论邓小平主权思想

邓小平主权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建立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两大基础之上。在国际风云变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中 ,邓小平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 ,提出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主权思想原则。在反对霸权主义、对外开放、祖国统一、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形成了关于主权思想的完整体系。对于 2 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邓小平主权思想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国际环境法主权规制研究：义务本位的规制路径及其实现方式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绝对主权”与全球环境治理一体性之间的冲突，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主权让渡理论无力解决国际环境法中国家主权规制不力的问题，也难以促进国际环境法体系适应全球环境问题变化所需的良性变革，让渡主权会破坏主权的完整性，降低主权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效率，并且缺少接受让渡的适格主体。应当在维护国家主权权利完整性不受侵犯的基础上，确立国际环境问题治理规则体系的义务本位，并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要求国家主权接受相关国际法规则中的义务约束。义务本位的确立应当重视国家责任制度，注重发展一般性义务规范及其国家责任，还应重视一般国际法体系的建设，在法律模式选择上，不盲目追求“强制度”路径，以“弱制度”“强约束”的目标效果指导国际立法实践。     

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的全景透视与法治之维

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系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应通过科学的解析和规范的限制进行回应。鉴于数字经济次生风险的复杂性，采取区分主体的分析框架并实现解析的体系化是恰当的进路：从国家层面来说，全过程数据利用行为的不加规制造成了数据主权之风险；从市场层面来说，外观自由、实际已然接近垄断边缘的数字经济市场当然需要进行矫正；从个人层面来说，数字经济伴随着文化、社会等变化也引发了个人权利陷入不安定的境地。围绕问题进行拆解，国家层面数据主权之风险系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之间平衡困难造成的；市场层面贴近垄断系当前技术霸权之现状造成；诸多规律性假定失效使个人信息完整规制方案真空，相关负性影响也随之显现。我国应当基于法治策略确保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法治保障降低国家安全风险，反对霸权行为；发挥法律激励作用对接市场发展规律，将法治融入市场；适当“过正”矫枉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形成文化、氛围与观念。     

以世界政治实现人类主义价值共识——从联合国宪章看主权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政治多边化的潮流中,国际机制已成为学术探讨和外交实践的主流,绝对国家主权话语丧失根据。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家力量差距仍然严重分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规避发达国家的欺压,中国应该主动建构以“权利政治”和“超国家权力”为核心概念的国际政治理论来批评“权力政治”和“强权”、“霸权”现实。作为世界政治的超国家权力主体,联合国可以为克服霸权主义政治形态而实现人类主义价值提供可能性,超国家权力与主权、人权的辩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深入体会的外交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