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探析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其他地方大致同步,但也有其自身特点。"防区制"时代,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力量的介入,四川合作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川政统一后,通江、南江、巴中等"剿匪区"的农村善后催生了大量的合作预备社,四川农村合作运动得以初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农村合作社数量的急剧增长,农村合作运动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抗战胜利后,四川农村合作运动仍旧保持着一种惯性的发展态势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终结。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法纪整饬的措施及评价

抗战期间,为适应全民抗战的需要,清除积弊,振刷纲纪,扭转抗战初期的败局,国民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饬国民党军队法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然而,作为应付抗战的权宜之计,囿于国民党政权独裁统治的本质,这次整饬"运动"成效有限,并没有彻底改善国民党军队的法纪状况.     

抗战时期鄂西后方国统区政权组织的职能和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鄂西后方国统区各级政权组织以抗战为目标,领导后方民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和斗争,发挥了后方国统区政权组织应有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民主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后,进入山西的八路军在进行抗战的同时叉建立了三大抗日根据地,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进行了全方位的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以“三三制”原则开展普遍的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民主运动,促进了抗日各阶层的团结与合作,为坚持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打下坚实基础。对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具有一定历史借鉴意义。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抗战时期中间党派与国共两党关系研究

实现民族独立、恢复国家主权成为国共两党和中间党派的共同诉求,各方在共同目标下,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自身建设、政权建设及对中间党派的态度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看似强大的政权下隐藏着党员素质下降和专制腐败的忧患;中共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行的"三三制"是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权。     

毛泽东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的拐点。在空前团结、合作、民主、进步的气氛中,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毛泽东以全球反法西斯与全国抗战的全局视野密切关注武汉,通过文章、电文、信件指导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紧密合作,为"武汉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首先,他将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导集团进行合作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促进国民党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向国民党建议武汉会战实行的战略、战术;同时指挥八路军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运动战,策应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粉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最后,组建新四军,策应武汉抗战,并为武汉沦陷后的华中抗战预留伏笔。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

1932年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合作,分任国家军事和行政最高首脑,由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期,其基调是中央政府统治能力的加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本文综述了最近30多年来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从政府高层的合作和派系斗争、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方针的实施、中央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国民党政权对社会统治的巩固等方面,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段时期里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措和成果。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梳理显示,最近10年来,许多学者已经在利用新出史料的实证研究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革命史叙事"的束缚,展现出历史进程的丰富和复杂,并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其研究视野也从单纯的政治史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互动,研究视角转向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叙述主线。这些最新进展虽然还未形成完整的通史叙述,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政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契机。     

浅析清末民初宜昌商会与政权集团的合作关系——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宜昌商会在清末民初的政权更迭中,不断"顺应时势",选择与先后当政宜昌地方的革命党政权、袁世凯政权、王占元集团合作。而其"合作"处境则经历了从扬眉吐气到感恩戴德再到含恨忍痛的渐次变化。宜昌商会在强权面前越来越显柔懦的心态与行为变化,浸透着宜昌商会对政治权力庇佑的强烈渴望,深切反映着宜昌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始终受制于国家政权力量的现实,折射出借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催生出来的幼弱的新型民间社团商会在自身成长过程中,始终难以离开国家襁褓的历史定律。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进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东江、琼崖、珠江、韩江和南路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在祖国的南疆树起了一面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抗击着华南地区百分之六十的日军,“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配合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对日作战,抢救了大批爱国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刘澜波抗日救亡活动之武汉篇

中国共产党员刘澜波（东北籍）是东北救亡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杰出战士。“西安事变”后,他受周恩来的委派,将东北流亡同胞团结组织起来,创建了东北救亡总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将会址迁到武汉。在周恩来的指示与关怀下,他团结各界东北同胞,动员社会力量,使东北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融入全国抗战洪流之中,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宪政发展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

澳门特区成立十年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较好地展示出新体新制、新人新事、新作风新思维,较好地展示出＂一国两制＂载体功能。体现＂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别行政区的法治是＂一国两制＂新型法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国两制＂法治的载体。面对全新形势、全新时代,倡导＂一国两制＂文明、构建责任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维护共同性,维护大方向、大原则与有效发挥特殊性和灵活性是一致的,把＂一国两制＂载体的功能充分加以发挥,是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

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的征文反映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他们认为：首先，国民党政府应变对日妥协为积极抵抗；其次，国民党应废除其一党专制，实行宪政，给人民以人身自由和其他种种自由权力，以便动员和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第三，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知识界反对对日妥协，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更加高涨。“七七事变”后，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践行着知识分子个体和整个民族“新年的梦想”。     

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特色初探

抗战时期,为提升民族凝聚力、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抗日斗志,昆明史家以昆明报刊为平台,利用史学进行抗战宣传。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一度呈现繁荣之势。这时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爱国主义思潮贯穿于史学研究之中,一切为抗战服务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支点,重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史研究是抗战时期昆明报刊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工作,书写了20世纪学术史上很有意义的一页,同时也给抗战大业的最终完成提供了智力支持。     

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

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少数民族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为:第一,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全国抗日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抗战;第二,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彻底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国的步骤和计划;第三,从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上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第四,修建了抗战国际交通线并维护了该线的畅通;第五,充分发挥自身对外交流的悠久历史传统,赢得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抗战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对少数民族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试论“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之所在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提出来的一个创造性构想。"一国两制"丰富了以往国家学说的内容,是对国家学说的新发展;"一国两制"拓展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以"中国观念"来搭接以统一为目标的两岸关系,以此把"一国两制"落到实处,进一步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     

论国统区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前期 ,国统区各党派和各界各地广大妇女空前团结起来 ,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妇女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 ,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

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界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紧密团结、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政府为适应新形势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挽救民族危亡,抗战建国,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既支持、肯定运动的积极面又不失时机对其消极面进行斗争,灵活运用统战政策维护了裂而不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不断总结和思考,可以为我们党在新阶段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开展统战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