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影响政治稳定变量的系统分析--兼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维持政治稳定的实践进路

中国社会转型是以党、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为起点的整体性变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动引起的冲击和震荡难以避免地演化为政治压力和挑战。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变动构成影响政治稳定的基础变量、直接变量及中介变量。若影响政治稳定的诸变量总体上内在协调地向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逻辑相契合的方向发展,则形成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稳定;反之,则产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不稳定。构建导致影响政治稳定的诸变量内在协调地向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逻辑相契合的方向发展的支撑体系,构成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实现持续的政治稳定的实践进路。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结构与历史性变迁——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历史沿革经历了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改革开放至税费改革前、税费改革后等三个历史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看,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结构受到宏观制度环境、各政治变量序列结构影响,并与各政治行动相关主体形成博弈互动态势;同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的历史变迁发生了路径依赖现象,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中,出现新的制度断裂和历史否决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要打破历史否决点,适应新的制度情景,从而实现制度的再变迁和再创新。     

论我国公共意识的现代重构

在社会结构全面转型时期,出现了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剧烈震荡性的公共意识的现代缺失.如何促成公共意识的现代重构,实现公共意识的现代转型,是理论工作者们面临的一大难题.文章从我国公共意识现代重构的根据、原则和路径三个层面出发,力图依照结构主义方法探究我国公共意识的现代重构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在学理层面上给出我国公共意识现代重构的一种可能版图.     

论当代政治视阈下的公民素质

加强公民素质建设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参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公民素质建设可包括以法治意识、权责意识、合作意识和美德意识为主要内核的公民意识与以公共理性、政治参与、包容宽恕和正义感为主要特征的公民能力两个部分。需要从社会整体教育的视角出发,通过多种有效路径和方式,积极推进公民素质建设卓有成效地开展。     

当代中国公共意识的生成机制探微

公共意识的现代生成需要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创新推进.观照当代中国现实,不仅公共意识的现代阙如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其现代生成的客观前提、宪政体制的健全是其现代生成的制度基础、公民文化的塑造是其现代生成的重要途径.     

突发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公众参与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近年来,我国环境公共事件频发。这一方面反映了普通公众对环境权益的关注和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公众在参与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和不足。对我国2005—2013年代表性环境事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传统政治观念、制度供给和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通过自我修正的方式化解公众参与困境。为避免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重塑政治合法性,应从治理理念出发,以公共利益为基石,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拓展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培育组织化的参与表达机制,从而使环境决策更具有利益包容性、透明性和可问责性。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两面性及网络秩序的合理构建——兼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启示

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迥异于西方国家的两面性特征,即一方面为广大网民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通过公共舆论监督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的运作;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为网络暴力等侵权行为及不实或过激言论的滋长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我们可以勘定造成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之两面性的根源:它的积极向面源于公众、高效沟通媒介与公共舆论的基本形成;而消极向面则源于理性反思、深度交流和批判性建言的相对缺乏。要处理好这种两面性,建构国家、社会和个人间良性互动的网络公共领域,应做到:进一步完善作为网络公共领域培育基础的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切实加强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引导和管理;不断提高公众素质,树立积极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建立健全政府和网民的长效沟通机制,彰显网络公共领域批判功能的建设性维度。     

公民资格视域中中国公民意识培育基础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等公民意识淡薄的问题。这不仅制约了政府综合治理水平的提高,而且与国际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相违背。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系的扭曲与不和谐,对此,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够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为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水平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公共预算中的权力与民主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现代文化的核心--人的现代性

现代化的社会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充分发展、高度协调、相互促进,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心理层面与价值体系的重建.现代化社会的基础,就是现代文化建设的核心--人的现代性.在经济体系中,以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已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人的因素是生产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是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达的政治体系也需要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去建构和把握.而文化的实质和功能,就是塑造人并提高人的素质.新经济体制的建构、新经济形态的生成,必然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文化意识和道德素质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以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势头和内在活力.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论公共管理者素质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

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严重威胁着社会的政治稳定、法制建设、经济发展和伦理秩序.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产生与公共管理者的素质密不可分,深刻分析这些导致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主观因素才有可能有效避免公共管理中道德风险的产生.     

网络时代的微博问政

网络是科技发展和知识交融的智慧结晶,是人类信息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虚拟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对接平台,也是国家公共治理函数中的重要变量.作为当下公共生活的重要元素和载体,网络引领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不断促推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交往空间的公共化.而微博的出现则加速网络公共领域的衍生与扩张,根本性地改变着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结果和目的.随着政务微博的涌现和公共议程的设置,网络民主的生产和再生产正在改善着国家治理的结构与进程,微博行政考验着政府官员的执政情商和治理能力,或许,“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微博问政方式将成为新的政治增长点.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意识形成变化的影响因素

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已日益成为主体,他们的政治意识无疑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发展、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表现出二维特性,这与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都有着关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意识建设,需要从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着手.     

政治问责的内涵及其实现——一项基于最新研究进展的述评

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而言,政治问责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政治问责的内涵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惩罚,相关的理论问题亟待厘清。本文在现有西方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可控性、透明度和回应性是支撑政治问责内涵的核心要素;在实现机制上,选举问责、平行问责、社会问责以及共同治理的问责是四种突显且优势互补的模式;就政治问责绩效而言,与制度化变量、结构变量以及行动者要素密切相关,这三组因素之间的互动将最终决定是否进行政治问责、以及能实现何种绩效的政治问责。     

物流业公共信息化发展水平动态趋势分析--基于我国2000-2012年省域面板数据

依据我国物流业公共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现状及相关研究成果,文章构建了反映我国物流业公共信息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潜变量发展模型（ Linear LGM ）,结合（2000-2012）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我国物流业公共信息化初始平均水平一般,且不能为其后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省域间,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维度上,均存在着显著的不均衡,且这种不均衡在逐年扩大;同时,其整体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低于省域间不均衡的扩张速度。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除了适当的政府公共支出问题政策外,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高效率的政府支出结构.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支出总量和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产出弹性最高的分别为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科研支出,其次是政府关于文教卫生方面的支出,而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全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已经超出最优水平,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则尚未达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最优水平,还有上升的空间.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已经成为国家管理农村行政事务和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层组织.现行的乡镇政府职能与当前农村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新公共管理对我国乡镇政府改革有启示意义.我们应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视角,确立转型期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     

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功能论析

我国区域内的公共治理的一体化对于政治协调提出了新的功能要求。政治协调在区域公共治理中的功能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层面。其中政治协调功能实现的路径主要在于:均衡区域政治资源配置布局,创设区域公共治理政策集群,推进区域社会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