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

基于相关文集、游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的类型和行为特征进行研究。结论显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旅游风气逐渐盛行的时代背景。文人士大夫是徽州旅游者群体的重要组成。文人士大夫的出游目的各异,主要有官宦宦游、文人漫游、探亲扫墓、礼圣朝山等类型。交游逸乐、逃离官场、探险涉幽、亲近故园等旅游心理,造就文人士大夫群体较为复杂的旅游心态和行为特征。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也影响广泛,这些旅游行为体现了与徽州社会的互动关系。     

从苏词看苏轼的妇女观

苏轼是北宋时期有代表性的士大夫之一,关于其“妇女观”,历来鲜有人论及。文章从苏轼的词作出发,逐一展开分析,展示出苏轼较为进步的妇女观,并对苏轼形成此类妇女观的生活背景、社会环境以及思想背景进行探讨。苏轼的妇女观,从一个角度来说,也代表着北宋中期士大夫群体普遍的心理。     

明清时期战乱等暴力因素与徽州节烈妇女

明清贞节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时期，明清时期徽州节烈现象与其他地方相比，尤为突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明清节烈风气特别是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形成的原因，但普遍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等暴力因素也是导致明清大批节烈妇女出现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战乱频仍，在节烈风气浓厚的徽州，战乱中男子大量死亡，必然导致大量妇女的守节；更多的是妇女面对兵匪的强暴，以身殉节，甚至导致集体殉烈。除了战乱以外，地方豪强强娶、流氓凌辱等暴力因素也可能导致妇女的殉烈。明清时期徽州处于战乱等暴力中殉烈的妇女，实质上是暴徒的迫害与徽州浓厚的节烈风气联合造成的产物。     

闽西客家的真仙信仰与祖先崇拜:清流大丰山的象征意义

欧阳真仙信仰是闽西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一些学者对明清时期闽西家族士大夫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当地道教大丰山的象征性资源整合家族和控制地方社会等问题做了探索研究。认为地域社会实践宗法伦理庶民化的过程,是闽西家族士大夫对地方道教文化传统、民间话语、士大夫权威等资源的有效综合利用的长期复杂过程。     

明清士大夫女性意识的异动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千年演进,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土萌芽,并获得初步发展,传统意识形态出现裂痕。在此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女性意识表现了新的趋向。他们反对“女人祸人家国”的陈词滥调;主张寡妇改嫁;反对妇女缠足;讴歌女性的才情,对妇女的悲惨处境寄予深切地同情。虽未达到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的高度,但对传统女性意识的冲击不止是一次革命。它同此一时期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对专制主义的抨击一起,构成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论中国传统文化在灯谜中的体现

灯谜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隐语”和“廋词”,经过汉魏六朝的离合谜和唐宋时期的文义谜的创作,到明清时期臻于完善。灯谜内容涉及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生活、风土人情以及封建士大夫们的交游,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各百科知识,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同时对针砭社会积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妇女生活与佛教信仰

明清时期佛教信仰在妇女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妇女俗尚佛事。这些佛事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成为她们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也使她们得到了休闲娱乐和社交的可能。社会的崇佛风气、佛教自身的吸引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这时期妇女信佛普及的原因。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与徽州社会

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非常突出,其原因是与贞节观念在明清社会的强化及徽州本土的内在因素分不开的。明清徽州女性群体性的节烈行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家庭和社会影响。明清徽州节烈现象致使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更为突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损失。明清徽州节烈妇女坚守贞节,使自己赢得一定的社会威望,能有效地平息邻里争端,感化部分社会不良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对传统的性别观不断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以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明清徽州与其他地区妇女节烈现象比较

明清时期,徽州地狭人稠的地理环境,迫使徽州人大量出外经商谋生,形成了徽州人的特殊婚姻生活。“东南邹鲁”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徽州淳朴的民风。明清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异常突出,与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关联。相比明清时期其他几个节烈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发达的理学教育之熏陶和强大宗族力量之控制,是明清徽州节烈现象的突出成因。     

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

商人是一个古老的社会阶层，它随着商品交换经常化的出现而产生。中国富商大贾代不乏人，但商人的社会组织———会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这是因为明清历史为它提供了建立的契机。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认同，为商人会馆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归属感的需要，捍卫商业利益的推动，把商人会馆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

明清时期,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江南望族士大夫均有“忠君”之志而皆能尽忠报国,但当他们面对凶险的宦海风波或者政治风险之时,则会选择远避是非、明哲保身的“市隐”生活之路.江南望族士大夫又热爱乡梓、维护地方利益,明清时曾为“江南减赋”不断努力,迨至晚清,江南望族的代表苏州大阜潘氏利用该族控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资源的耦合力争下使得“江南减赋”终获成功.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清妇女的朝山进香

《醒世姻缘传》反映了明清之际山东地区的社会风俗 ,其中对妇女朝山进香多有描述。本文依据书 ,结合相关史料 ,认为明清时期妇女朝山进香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她们多随香会出行 ,或祈福还愿 ,或游山玩水 ,游历所及遍及宗教圣地和名山大寺。这种活动虽遭到统治阶级及维护礼教人士的禁止和反对 ,但却屡禁不止 ,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妇女节烈旌表制度的衍变

妇女贞节旌表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见于记载,其后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贞节旌表制度不断发展,宋元时期妇女贞节旌表制度日趋完善.明清时期,旌表制度远比前代受到重视,节烈表彰有严格的程序,按涉及的行政级别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表彰,级别愈高,其程序和过程就愈复杂.明清时期,中央旌表的门槛不断降低,旌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表明统治者在主观上利用贞节旌表来维护家庭乃至社会稳定的意识不断强化,但客观上旌表的功能却在不断弱化.明清除了中央朝廷的旌表之外,地方政府也提供次一级的表彰方式,其程序较为简单,是中央朝廷旌表的有力补充.     

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

随着有元一代理学在温州的深入传播,最终促使温州士大夫接受并进行社会化的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族建设.在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如族谱修撰、祖先祭祀、祠堂建设、族产兴置、家族教育、族人救济等领域的实践,使元代成为温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     

香闺学士 巾帼丈夫——明清安徽才女印象

明清时期,安徽人才辈出,大家鼎立,皖地女儿也以卓越风姿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与明清时期各地妇女文学创作一样,安徽才女的出现呈现着明显的家族特色,往往是一门风雅,才女辈出。明清安徽女性文学创作的另一特色是开放中的成长,交流与融合中思想艺术水平的提升。进入晚清以后,安徽才女不仅以诗文言志,而且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事务,飒爽英姿地从晚清走向民国。清末民初,救国救民的襟怀抱负不仅仅属于安徽上层妇女,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才女也在社会变革风潮中获得机遇,开始新的人生。     

近二十年明清文人旅游研究述评

通过对相关论文和专著的整理与爬梳,对明清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述评。本文认为近二十年的明清旅游史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和重要的视角启发。研究领域存在的空白点,更成为进一步拓展明清旅游史研究领域、完善研究方法的重要依据。     

论明清时期《牡丹亭》的闺阁传播

《牡丹亭》在明清时期引起极大轰动,特别是受到了广大闺阁妇女的喜爱,从而风靡闺阁。受时代环境和性别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女性对《牡丹亭》的接受带有卷入性理解的特点,她们以自身的心理期待和感情需求去理解剧中的人物,认同杜丽娘的行为,并以此观照自我的生存状态。在女性对《牡丹亭》的评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男性评点者不同的重情特点。     

《颜氏家训》中的女性生活状况及女性教育观念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记载了南北朝妇女的生活状况。南朝妇女虽然在家庭中有不从夫权的现象,但在社会上依然没有地位。北朝妇女受儒家礼教束缚少,泼辣能干,在家庭、社会上有一定地位。颜之推以封建士大夫的立场,着眼于家族的长远利益,认为妇女应该遵从儒家礼教,用聪明才智辅助丈夫。这既揭示出动荡社会中士大夫的特殊心态,又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生活做出客观反映。     

明清时期苏州妇女的服饰追求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苏州妇女服饰从朴素保守渐趋转为华美高贵,甚至逾礼越制。这一转变既与明清时期苏州商品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生产技艺的精细有关,传统礼教的渐趋败落和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是其重要原因。     

《金瓶梅词话》:古代女性命运的写照

《金瓶梅词话》是明清时期世情小说的代表作。它以细腻生动而又泼辣恣肆的笔法对中国古代妇女的日常生活和她们的命运进行了大规模的成功描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具有开拓性的。《金瓶梅词话》里妇女的悲惨命运具有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充分了解、感受到中国古代男权社会里广大妇女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普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