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拉克战争看国际法上的预防性自卫

预防性自卫是指一国在受到武力攻击前所进行的先发制人的攻击,它与国际法上国家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进行自卫的规定是不相符的。但是核武器和恐怖主义等新情况的出现对“受到武力攻击时”才能进行自卫的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预防性自卫在这种情况下却是合理的。因此,应该承认预防性自卫,同时为防止其被滥用,应该确立合法行使预防性自卫权的标准。     

论国际法上的自卫

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依据之一,但自卫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必要性、相称性和安理会主导三项原则。因此,人权事件并不构成集体自卫的合法授权,预先性自卫也不为现行国际法所确认;只有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主导下才能合法有效地对恐怖主义行使自卫权。     

论国际法上的自卫

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依据之一，但自卫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必要性、相称性和安理会主导三项原则。因此，人权事件并不构成集体自卫的合法授权，预先性自卫也不为现行国际法所确认；只有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主导下才能合法有效地对恐怖主义行使自卫权。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与联合国框架下的使用武力规则

联合国框架下的使用武力规则对国家行使自卫权而使用武力限定了极其严格的条件,但对安理会在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时使用武力却赋予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然而,由于安理会决策机制的局限性和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安理会现行的使用武力机制实际上一直难以启动,因此,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新威胁,联合国框架下使用武力规则受到严重的挑战,该规则的某些方面将可能被强行突破。     

论国际法上自卫权的理论

自卫权作为国家的一项主权权利久已存在,而且通常被称为国家固有的权利.《联合国宪章》第51条在协调制订宪章时已经存在的区域安全组织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之间关系的背景下确认了这项权利,并对其做出了明确的限制.介绍国际法上自卫权的概念、性质、原则及行使自卫权的条件,以要求受害国应严格遵守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来限制其不当行使自卫权.     

论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制

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必须对其行使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紧急状态的含义和国家权力行使的相关内容，要求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和条件，遵循程序理念，审查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对违反原则、条件和程序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追究法律上的责任，并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对国家紧急权力进行法律规制，保证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     

日本“和平”外衣包藏全球动武祸心

5月14日,日本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就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的相关安保法案做出决议,正式通过两个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其中,《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由《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及《周边事态法》等10部现行法律的修正案汇总而成,新制订的《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则为允许自卫队随时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后勤支援的永久性法律.媒体评价认为,此举标志着“专守防卫”的日本安保政策将迎来拐点,出现巨大转变.     

论“集体自卫权”与日本的安全保障

战后 ,在源于宪法第九条的政府“统一解释”中 ,明确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因此 ,改宪动向的焦点也就在于如何促使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时至今日 ,尽管日本政府在国会答辩中仍然坚持“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承诺 ,但其安全保障的政策实践正在对此“悄然”予以否定。“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 ,不仅面临着冷战后自卫队实施“国际合作”的强有力挑战 ,而且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更是对该限制的实质突破。“集体自卫权”问题 ,反映出当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传统主流理论认为社会权不具有可诉性,但当前社会权可诉性在国际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逐渐获得承认。社会权可诉性有其坚实的法理基础,社会权以保障人的尊严为基本逻辑起点,而人的尊严是基本权利的核心,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理念,社会权本身蕴涵着救济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然而社会权需要国家雄厚财政的支撑,所以社会权可诉性存在＂限度＂问题,即社会权可诉到什么程度,其衡量标准是＂国家最低核心义务＂和＂基本生活水准＂,这个标准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是可以量化的。有社会权权利主体,必然有义务主体的存在,传统理论认为社会权义务主体仅限于国家,然而随着公共治理的兴起,权力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体承担起社会权的义务,且社会权国家中心责任有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的趋势。     

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与视角

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认知世界的新思维.随着人类共同利益意识的提高,人类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从国家政治转向非国家政治.国家利益最大化与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一定程度上存在逻辑矛盾和现实冲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成为关涉政治道德理性、责任伦理和"顾及"原则的价值选择.以对人类负责的精神、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应当是中国的价值选择.     

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受贿罪是职务犯罪的一种 ,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受贿罪共同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无论在犯罪主体上、共同行为上、共同故意形成的时间上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均有其特点。本文着重探讨了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 ,诸如国家工作人员教唆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 ,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定性问题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之机直接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的行为的定性问题 ,以及共同受贿人受贿数额的认定及其刑事责任问题     

论非国家行为体的健康权保障义务

非国家行为体在健康权的实现上理应承担义务,该义务的承担应以基本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和第三者效力理论为基础,且应以国际法、宪法、普通法和司法判例上的法律为依据.国家始终是保障健康权的基础和首要的主体,其义务中包括对非国家行为体履行健康权义务的监管.国家是实现人权义务的基本主体,国家负有对非国家行为体履行健康权义务的监管之责.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主体制度法律研究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主体是国家，并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权。但因土地使用权出让主体制度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导致在各级管理部门大量寻租行为的产生。本文针对这种现象，对土地使用权出让主体制度的立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论儿童、家庭和国家之关系

儿童,首先是独立的人,是独立的权利主体,是家庭、社会中的平等成员,其次才是父母的孩子.对儿童而言,父母、家庭、国家和社会承担的最重要任务是为儿童提供能使其成长为具有自决自治能力的负责任的公民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各方主体行使权利、承担责任,应以优先保护儿童利益为原则,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不损害儿童权益为底线.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确保儿童健康成长的最普遍的成功经验.在近现代社会,父母权利的基础和依据就是他们是最适合照顾自己孩子之人;或者可以说,父母是一种“公益岗位”,赋予资格就是为了抚养教育子女成年.国家立法不仅确认父母、家庭承担抚养教育儿童的责任,而且监督父母履行义务.儿童享有获得政府保护、要求政府履行义务的权利.基于父母能力的局限性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国家应当更积极地承担起其“家长”责任,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扶助,必要时直接替代父母承担责任,而且尽可能提高儿童福利水平.为克服我国现行法律保障儿童权益之明显不足,我国立法应当细化监护人的选任和改定,完善监护制度;增设儿童抚养费给付垫付制;尽快制定儿童福利法,使所有儿童均享有适当抚养和教育,优先照护;建立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开放保护儿童利益的公益诉讼.     

论私人也应作为外空物体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根据公约,外空物体损害赔偿责任主体是国家。将国家作为赔偿的责任主体,主要是考虑到 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家具备赔偿的经济实力,二是可以因此使国家加强对发射活动的监 督和管理。但实践中却可能遇到难以确定发射国的情况而使受害人面临索赔的困境。就是说 ,公约采取的是"国家负责"的索赔模式。笔者认为这样的模式不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并主 张将私人发射者也列为赔偿责任主体,同时不排除国家的责任,应当允许受害人选择赔偿主 体,在该私人主体没有能力赔偿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继续要求发射国作为国家主体进行赔 偿,这个可以称为"连带责任"的模式。这种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和补偿。     

生育权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生育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一种人格权,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应是生育权的主体.未婚或独身者乃至死囚都应当享有生育权,至于其是否能够行使和实现生育权,则是国家立法政策的选择问题.     

非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有款项行为的定性问题研究

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有款项行为的定性,我国《刑法》并未予以明确规定。本文在明确界定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及贪污罪的界限后,认为应当将非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国有款项的行为认定为贪污罪。另外,本文对职务犯罪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进行了反思,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主体的规定、转变我国职务犯罪的处罚理念及扩大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等完善建议。     

日美同盟"再定义"与中国国家安全

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的"再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战略调整合力的产物.通过"再定义"进程,日美同盟得到强化,这必将突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日美两国调整地区安全战略,改变同盟性质,扩大军事合作范围,不仅对它们自身,而且也对亚太、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日美军事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将会逯步增大.     

论国家管理民办高校的客观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是国家对民办高校行使管理权的基本理论依据;市场失灵理论是国家管理民办高校的重要依据;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要求国家对民办高校进行有限管理;人力资本理论要求国家对发展民办高校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公共部门经济学理论.国家对发展民办高校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据与证明问题是该程序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该程序的证明问题涉及证明对象、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逃匿且通缉后一年未能到案的事实、拟被没收的财物属于违法所得以及拟没收的财物不属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主体进行讨论,不同主体证明的要求不同;同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应当分阶段讨论,不同诉讼阶段也应当坚持不同的证明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确立二元制的证明责任体系,证明责任的承担应当以证明对象为基础,同时以证明标准划分不同主体的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