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重视性科学研究

说到“性科学”,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禁区”,其实,把性问题视为禁区那是再滑稽不过的事。因为且不说性问题涉及计划生育这样有关国计民生的治国大策,而且两性现象和关系本是人们无时无刻不遇到、成年男女天天在亲自经验着的问题。作为社会学,应不同于一般的性医学研究,而要深入研究关于性的种种设制、习俗、观念(其中也包括关于视性为禁区的观念)的阶级和历史根源以及发展趋势。性的问题,不只是生物性的,而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有关,尤其同家庭(也即人类自身生产的形式)发展阶段有关,因此这方面又很不同于吃饭问题。“食色”两字虽常被人们连在一起使用,但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性问题,还需要有更深刻而细致的方法论。不过,再高明的方法论也只能产生于研究的过程之中,而不可能在研究之前一应俱全。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方法论都正确了方可研究人类的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禁区乃是创造正确理论和方法的前提。我们想,这一点不仅适合于这一禁区,也适合于至今仍被视为禁区然而又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     

铸就公共财政利器破解北京三农困境

破解中国“三农”困境,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农村城市化是至关重要的手段。可是,在城市化快速扩张的同时,“三农”问题却并未随之消失,反而更加突显,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本文探讨的即是诸如北京、上海这样一些城市化高度发达地区“三农”问题的成因及破解途径。     

生活实践·世界观·创作方法

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是文艺理论、文学史、文艺批评三者都涉及的一个十分复杂而又为大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其中,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的矛盾问题,过去被认为是一个“禁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是不愿触及这一问题的。当然,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研究中,除上述需要通过研究澄清的问题之外,在其它方面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文艺创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精神劳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在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是各种因素有机融     

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武器

一、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把解放思想放在第一位,以务实的态度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 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也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邓小平同志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是从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开始的.他把解放思想包括到党的思想路线上来。他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这是因为: 其一,特定的历史性。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禁区、禁令,制造现代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圈子里,不准越雷地半步,否则,就要扣帽于、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另方面,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一段时间,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思想路线,是新的教条主义。因此,邓小平同志率先     

"危机管理与应急机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6月6日,由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危机管理与应急机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据悉,这是上海首次就危机管理问题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学者共计2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他们就危机管理与应急机制,特别是“9·11”后美国危机管理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一、“危机”、“危机管理”、“后果管理”等术语的界定在术语界定方面,中美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就“危机”而言,有的中国学者强调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有“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含义,而与会的美国学者则认为,“危…     

社会学工作者任重道远

我国的社会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下恢复研究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我们上海社会学界面临的形势和全国社会学界一样,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就是从视为禁区到提倡研究,从一般号召到列入国家计划,从摸索到蓬勃发展。先是从视为禁区到提倡研究。社会学研究在我国已经中断了近三十年,1979年3月胡乔木同志在社会学座谈会上讲话以后,提倡研究社会学,建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从此     

夜生活问题应该讨论

“夜生活”这个词,对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个熟悉的概念——事实上它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闹区。想想看,当华灯初上的时候,你和你家里人在干什么?夜大攻读、酒逢知己、剧场忘情、楚河汉界、花前月下、银屏天伦……得其所哉,尽其兴哉!中国人有夜生活。“夜生活”这个词,对于中国的年轻人又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理论上它是长期以来的一个禁区。恐怕很难查清何时开始,何人所提,反正在不少人的脑瓜子里有这样的     

欢剧冲突三题

戏剧要表现矛盾冲突,在今天是不成问题的了。所谓“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之说,是为今天人们所承认的。但是,只承认戏剧冲突,并不等于就解决了如何表现戏剧冲突的问题,就当前戏剧创作来说,我觉得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关系到艺术质量的提高。这里,就有关戏剧冲突三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一、戏剧冲突与生活矛盾戏剧创作,自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思想解放带来了艺术上的解放,很多剧本在表现矛盾冲突方面敢于突破禁区,接触新问题,大胆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斗     

浙南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

“四人帮”被粉碎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冲破了“禁区”,解放了思想,开始活跃起来。目前本省各地的地方党史研究工作正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为了使这些研究成果及时得到交流,并对一些问题开展深入讨论,本刊将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双百”方针的精神,陆续选登一些地方党史的研究资料和有关的文章,供大家参考。本期登载的《浙南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就是一篇发表出来供同志们参考和商榷的文章。请提出补充、修改的宝贵意见,以利于促进地方党史研究工作的更好开展。     

德国电视中的性电影

联邦德国(原西德)是性开放的国家,几乎所有店铺都能买到色情刊物。性商店不但在城市的红灯区,而且在车站、码头以及商业中心附近都有从事赤裸裸的色情买卖;有线电视集色情之大成,毫无顾忌地反复播放;无线电视虽然面向大众,但并无性的禁区。对于德国无线电视台播出的性电影,通过建立在一定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可以从影视这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德国的性电影状况以及“性革命”趋势。     

采写在戈壁深处的报告——上海支疆知青情况调查

上海支疆知识青年问题,是个比较敏感、复杂的问题。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知青集体闹事,要求返回上海的“阿克苏事件”,影响全国。近年来,上海也经常有成批倒流回沪的知青,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社会上,有关支疆青年的传闻颇多,沸沸扬扬,影响很大。上海支疆知青的情况到底如何,这是大家所关心的。笔者最近在新疆一个月,走访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石河子等几个上海知青集中的地区,接触了大量的知青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对新疆的上海知青问题作了一些调查。     

对新因明逻辑的理解——与日本末木刚博教授商榷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末木刚博是专攻世界逻辑比较思想的。他在《现代逻辑学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书中,对中国、印度、希腊的逻辑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用现代逻辑工具解释了印度逻辑学,尤其是对“新因明逻辑”的解释所下的功夫最大。用现代逻辑方法对“新因明逻辑”加以研究解释是值得提倡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澄清新因明逻辑中的一些含混问题,把自然语言的一些含义用表达式明确地表达出来,这可把因明研究引向深入。但是,由于因明典籍是用晦涩艰深的古文写成的,极易产生歧解,而对原文理解的误差,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本文就新因明逻辑中的“因三相”、“三支论式”、“九句因”中的一些问题与末木刚博教授商榷。一、关于因三相《问题》把因三相中的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第三相“异品遍无性”分别表述为“S     

“五卅”运动与上海的资产阶级

本文指出,在“五州”运动中,上海资产阶级的活动,特别引人注目,但以往的评价存在一些简单化倾向。作者通过对当时上海工商界两大组织—上海总商会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的具体剖析,认为这两个组织分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在“五州”运动各阶段中所持的态度,既有共同点,也有相异点;工商业者由于实际身份、企业性质、资本力量、行业特点、经济地位不完全相同,对不同问题的态度也往往有歧异,因此,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上海资产阶级虽然在“五卅”运动中时时表现动摇、妥协,甚至反戈相向,但不会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斗争。要求摆脱外来压迫,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是民族资产阶级最主要的一面。     

再现“中国”的“同性恋”--英文学术界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

在“中国”与“同性恋”两条脉络里,对英文文献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在“中国”方面,回顾了围绕中国同性恋的“中国性”展开的争论,以及争论背后浮现的全球化同性恋身份与中国文化孕育的同性恋亚文化之间的张力;在“同性恋”方面,首先以香港的同志运动为例呈现出（后）身份政治的寓言,随后检视最近出版的学术专著是如何扮演当下时代（后）身份政治的建构性角色的。最后提供了两点知识论反思———围绕着“中国”问题展开的文献／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围绕着“同性恋”问题展开的对斯皮瓦克意义上的“底层人”再现问题的反思。     

盲目性观念导致的婚姻家庭问题

我国对外开放以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讲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但西方社会中的一些糟粕如“性自由”、“性革命”、“性解放”、“性享乐”等也乘虚而入，一些青年由于缺乏科学正确的性知识教育，盲目接受开放的性观念，误入性观念的误区。在性关系、性行为上随意轻率。西方“性自由”、“性解放”的冲击，严重影响了一代青年，导致了当今不可忽视的婚姻家庭问题：（一）婚前性行为增多。据《中国民政》（1994）载：北京、上揭、天津等民大觑币医院贾根统计，因未赠先孕作人流手术的左手术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许…     

关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表现”命题的定义性问题——读恩格斯“生命”定义论述的启示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是马克思主义法本质原理中一个颇为重要的命题。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该命题的“真理域”,是法学理论已经触及和应当解决的一个课题。笔者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曾谈到对有关问题的一些不成熟看法(见《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关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命题的几点思考》)。在本文中,笔者想再就“法是统治阶级意志表现”命题的定义性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多元化进程的发展

“多元化”曾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术语。因此,长期以来,多元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和实践中的禁区。近些年来,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多元化问题不再是人们“谈虎色变”的话题,而是成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它不仅引起了理论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日益为政治家们所正视。这一问题的提出,既是对传统理论和体制的否定,同时也反映出改革的大趋势。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统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所有制的主体——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而集体所有制则要“接近”以至最终“过渡”到全民所     

“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安全化

安全化是行为主体把公共问题或常规政治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政治实践。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安全化取向。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和媒体结成安全化同盟,通过指认存在性威胁、争取观众支持和制定安全化法案三个步骤推动了“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构建了新的安全治理秩序。安全由此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而且,“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表现出明显的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的特征,决定了该安全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将中国构建为“敌人”的政治进程。这不仅导致澳大利亚陷入安全化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也严重冲击了中澳关系。基于此,中国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通过重启和优化外交对话机制、推动构建“中澳+X”合作模式、完善“二轨外交”机制和提升国际话语传播水平构建“去安全化”的对澳外交。     

“杭州共产主义小组”质疑

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前,杭州究竟是否成立过“共产主义小组”?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明确肯定:“‘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另一种是实际否定:“一九二○年八月,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当年秋天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这里明显地没有提到杭州,当然也并未完全排除在上海等六地以外,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可能性。我认为弄清“一大”前是否存在“杭州共产主义小组”,对研究我党早期历史,尤其是浙江地方党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现根据本人接触到的资料,粗略考证如下:     

上海妇女地位特征分析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女工、知识妇女最集中的地方,上海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使上海妇女呈现出鲜明的都市风格和“海派”特征。研究和考察上海妇女地位的意义在于,在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上海妇女的今天预示着大多数中国妇女的明天和未来。一、上海妇女的经济地位上海妇女地位的“海派”特征首先表现在她们具有丰富的社会角色和多彩的职业形象。在上海的社会经济建设中,她们是名副其实的半爿天,以投身工作、贡献社会确立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妇女的就业状况总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上海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