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晚明“学风空疏”考辨

谈及晚明学风时,古今不少学者都这样认为:第一,晚明学风空疏。时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致“学风荒陋”、“空疏顽固”。“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第二,晚明学风空疏的原因是王学及其后学所致。“王氏之徒,废实学,崇空疏,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由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盛行,士大夫以崇尚空谈性理相标榜,轻视一切经世致用之学”。第三,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是惩王学及其后学的流弊而兴,“明清实学则是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否定的产物。”上述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仔细思索,不妥之处甚多。     

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

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阎福玲（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知道，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方法，改变了唐诗重情韵重兴象的风格特征而使宋诗具有重气格尚理趣的美学风范。因此，宋诗于赠答、怀古、写景、言志等抒情诗之外出现大量理趣诗，...     

晚明士夫禅学的典型个案──论袁宏道的禅学思想易

晚明士夫祥学作为禅学的世俗化形态对于晚明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但是至今很少有人对这种禅学形态加以认真的探讨，因而对它的较之于宗门禅学的特点也就一向缺乏明晰而深入的认识。考察晚明士夫禅学，袁宏道的禅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个案，因为袁宏道作为晚明文人居士的突出代表，其禅学思想强烈地表现出晚明士夫禅学的普遍特征。他把祥学思维贯彻到以性情自适为主要方式的自身存在之中①，他的禅学是佛理的彻底存在化和宗教的完全世俗化的产物，是最为典型的士夫祥学。然而袁宏道禅学并非表现为一个凝固不变的形态，潜动于其心灵深处…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晚清"重拙大"词学思想溯源--端木埰《宋词赏心录》探论

关于晚清影响一时的“重拙大”词学思想 ,学术界多从王鹏运、况周颐溯其源流。其实 ,端木编选的《宋词赏心录》及相其相关评点 ,已经蕴含了“重拙大”的词学理念。端木及其《宋词赏心录》不仅影响了王鹏运、况周颐有关“重拙大”的词学理论 ,而且对此后的词学选本如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亦产生了影响 ,在晚清浙西与常州两派的交融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 ,是晚清词学的重要一环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钱谦益与晚明宋诗风

天启、崇祯年间,钱谦益在程嘉燧启发下,走上了转益多师,唐宋兼宗的创作道路。他在诗序中也多次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这种观念的提出有其特殊意义,“别裁伪体”裁的是七子派和竟陵派,“转益多师”学的是三唐、两宋、金元乃至国初的诗人。钱谦益以其师法多家、兼采众长的诗歌创作,呼应着他的文学主张。清康熙年间,邹式金在《有学集序》中就高度评价钱谦益出入中晚唐、宋、元,集诗家之大成。本文着重分析钱谦益天启、崇祯年间的诗歌创作,考察他是如何以宋诗为取法对象,实现转益多师的文学主张,从而推动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略论晚明经世思潮的兴起

晚明思想史的主潮是经世致用，这在学术界已是不争的共识。然而，关于晚明经世思潮兴起的背景，学者们却有不同意见。归纳起来，大略可分为三大类：一是理学反动说。这一派的观点以梁启超为代表，强调晚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空疏、腐化是导致明末社会“天崩地裂”的主要原因，因此，当时的学者相率“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二是社会经济变迁说。这一派的观点以候外庐为代表，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对思想所造成的冲击。三是内在理路说，这一派的观点以余英时为代表，强调国义理派别之争要求“取证经书”，从而由“等德性”…     

论杜濬其人其诗

杜（1611年—1687年）原名沼先，字于皇，号莱村，湖北黄冈人。明亡，效陶渊明而改名为，晚年号水东。于皇当时诗名很高，清初有“诗古文推于皇第一”①的盛誉。吴梅村云其诗“一气元音接混茫，想落千峰入飞鸟”②，并说自己的五言诗学了于皇才得以提高。王士祯更是把于皇引为知音：“诗成吟望无人会，写寄黄冈杜水东。”③于皇诗论和诗都有较高的成就，是“明遗民诗人之矫矫者”④。本文拟对于皇其人其诗进行初步探讨，以表达今人对这位湖北乡贤的尊崇。于皇七岁入塾读书，常与师友“酌论文，徘徊于忠臣墓之卜”，以求“异时通显建树”⑤。…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异族统治与乾嘉语言学

异族统治者从统治需要出发，以超出历史上任何一位汉族统治者的热情，对汉文化潜心学习，大力宏扬，演成空前的“重道尊儒”风气，这是乾嘉语言学得以兴盛的坚实保证。更重要的是：异族统治者亦深明“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明学术”又必须适应学术领域内部发展规律的道理，顺应了晚明至清前期“由空疏而务实”，“由理学而汉学”的大趋势，通过用人、考试诸方面“以示风励”，规定了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促进了乾嘉时期“人言许郑，家谈贾马”的乾嘉语言学的繁荣     

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赜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提出“四行五学”说以正修身读书之道并以此为治学思想传诸后世。其修身“四行”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而读书“五学”则是通过挖掘儒学思想中的“经世”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其中体现着重“贱履”和“致用”的思想。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一思想对康有为也有重要影响。     

论晚明士人的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晚明士人任侈生活为中心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欲望合理化的理论赋予晚明士人崇奢任侈生活的合法性.晚明士人躲避传统儒家以雅正为依归的政教合一的审美风格,表现出“去崇高化”的以华为美、以奇为美的怪诞化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士人为表率,视中国主流审美文化所压抑的“丑怪”为美之追求,不仅表现出晚明士人独特的审美个性,而且日益播散形成晚明社会性的审美风尚.此种审美风格以消极的方式不断瓦解社会压抑的可能,追求个体性的自由,从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     

谈“回文诗”

在色彩缤纷的中国古诗中，回文诗是一枝鲜艳夺目的奇葩．回文诗顺念、倒念都成句，读起来趣味无穷。“清波碧水春归燕，细雨红富晚落花。”此联工整有韵，平厌对仗，且清新俊逸，寓意深刻。你若倒读，则又面貌一新：“花落晚窗红雨细，燕归替水碧波清”，仍不失对仗的工整。回文诗，重在“回文”，也难在“回文”，字句巧妙，全在“回”的工夫上。而整诗的回文，则更是难中之难。宋朝末年陈朝老一年“六言回文诗就另辟蹊径，为历代文人所折服。该诗正读为：“‘纤纤乱草平滩，冉冉云归远山。帘巷深空田永，鸟啼花落春残。”全诗倒读，则景留…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东林党的实学思想及政治理念

晚明实学思潮的高涨以东林党人纠弊和修正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为端绪和旨归,呈现为学术层面上的“反之于实”以及政治层面上的“治国平天下”,掀起了晚明学术与政治变革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