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

本文认为，到清末民初，近代上海两种不同形式的同乡组织一度曾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在同乡会馆、公所衰落的同时，同乡会大量涌现，对会馆、公所在同乡移民群体中的传统地位构成威胁。一些会馆、公所根据同乡移民大量进入上海这一新情况，及时作出调整，扩大自己的社会职能，加强与同乡移民群体的联系，从而稳固了自己在同乡中的地位。作者从不同侧面，考察了这两种不同同乡组织在民国时期所进行的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对其与同乡移民群体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同乡组织扮演了同乡移民群体的自治核心角色。     

“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

本文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化的现实,从文化史学的角度考察以伦理主义为中心,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人际联系网络为表现形式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的深刻影响;从经济、文化互动,即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化与区域化双重导向产生的经济驱动力和在变异中延续的“五缘”文化产生的凝聚力相互作用中,考察了世界华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华人,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     

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创新启示录

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变化多端，余波已经殃及实体经济，这使人们重新对美国“大萧条”时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个时代都面临银行破产、不动产抵押品赎回权大量丧失，以及全球的不确定性等相似的问题，但同时也有很多差异，例如，2008年各国中央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应对速度和彼此的协调就与“大萧条”时期颇有不同。     

关于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文化思考

现代案头上的两个历史文本，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记载着两个东亚大国的近代遭遇。在东西方文化的剧烈冲撞中，同样的历史氛围，同样的时代机遇，同样的民族激情，却结出了不同的文化果实。个中的文化得失，至今值得重新读解。一“洋务运动”发轫于１...     

市场经济与“文化力”研究

市场经济与“文化力”研究贾春峰近些年来，在国际范围的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力”概念。它．反映了文化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确立市场经济...     

“文化中国”与21世纪中国文化

一“文化”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本文所谓“文化”特指狭义文化，即思想文化。“文化中国”是近年来学界使用较多的一个概念。方克立先生曾介绍说：“８０年代初，马来西亚一群华侨青年创办《青年中国》杂志，曾经出过一期‘文化中国’专号。这是较早地使用这一概念，但...     

要正确对待文化中的“东方主义”

自从古希腊人把位于他们东面的小亚细亚半岛称为“东方”以来，人类历史上就沿袭下来“东方”和“西方”这一对概念。不同时代、不同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东方”与“西方”，赋予它们以丰富、复杂的内涵。在思想文化史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直被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它们2间既对立、撞击，又交流、融合。在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立日趋淡化的今天，文化的冲突有凸显之势。如何摆脱文化民族主义的诱惑，理智地处理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学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融，这是一个关乎下个世纪人类命运的大课题，不可等闲视2。近年来国…     

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

一 “东方现代化”问题的提出 提出“东方现代化”这问题，是因为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现代化几乎与“东方社会”无缘。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在很多人看来，“东方现代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只能“悬置”的问题。起初“东方”还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而“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在中世纪时代，地中海曾被看做世界的“西方”，中世纪以后，     

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

在讨论上海市“八五”规划的一次会议上，笔者曾提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应当强调以“人”为中心，即以上海市民的生活需求为基本出发点去描绘未来发展的蓝图。时至今日，笔者反躬自省，觉得上述建议固然不错，但申述的理由不充分，且所谓的“市民”和“生活需求”这两个概念很难捉摸。因此，本又试图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再谈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问题。一简而言之，社会结构是个人相对于其他人的位置或地位。如果说社会是一张巨大的网，社会结构就是网上的一个个结点。当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时，他必须占据一定的…     

“美国主义”和苏联

本文着重谈以下几个问题:效率和公开性;列宁曾把发展区分为“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从新经济政策时期起,苏联就很重视美国,企图改变俄国社会传统的惰性;民主问题和对过去的反思是表明相互对立的不同观点的根本分界线;“新思维”的基本思想;持不同政见者的作用等等。苏联新政治方针的两个关键性观念就是效率和民主公开性。“美国主义”问题,是苏联历史上从新经济政策时期起的一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列宁就认为,美国是文化和政治的重要基准点。众所周     

“两个先锋队”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党的十六大把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郑重写入了党章。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党关于自身性质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它是对世界和中国社会巨大变迁作出的积极回应 ;体现了党的历史地位历史任务转换的新要求 ;它是对传统政党观念的重大突破。“第二个先锋队”命题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有着根本的区别     

“信息社会”与社会形态研究述评

一、外国学者对“信息社会”的看法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引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这就是所谓的“信息社会”时代。 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对“后工业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概括它有五大特征: (1) 经济方面:从产品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 职业分布:专业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3) 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 未来的方面: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 制定决策:创造     

后苏俄时代的社会认同：经验证据与理论解释

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近期后苏俄社会的转型研究中出现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了个人认同不同社会群体和共同体的基本特征，这些群体和共同体包括种群或民族国家，社会身份地位或边缘群体等各种社会文化建构。很显然，这些纷繁多样、重重叠叠、共同拥有而且又很偶然的“认同”，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也为社会行动的新“行动者”的形成提供了新形态。在政治和经济转型时期，     

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同样没有根据。因此，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政府的科学”时代的技术开发——关于美国的军产联合体

三个科学时代英国科学史学家J.D.贝尔纳曾经把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分为三个阶段。1.“个人的科学”时代。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是近代社会的初期。在这个时代,承担科学技术发展任务的是个人发明家和业余科学家,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带有个人的性质,在这种产业资本形成时期,科学技术的开发不是有组织的,而是由私人进行。2.“产业的科学”时代。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达到高峰。这个时期由企业的研究所、大学院系和研究设施等承担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心任务。     

“美国梦”的破灭──纪念菲茨杰拉德逝世五十周年

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经常被称为“他的时代的生动的象征”或“爵士乐时代的桂冠诗人”。所谓“爵士乐时代”指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经济萧条时期的巨变时代。那是一个纵情享乐、经济繁荣和社会变化已经开始的时代。从尸体上爬过进入20年代的青年一代,成了享乐主义者。“这新的一代比过去一代更害怕贫穷,更崇拜成功;他们成年之后发现所有的神灵都归天了,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了,人的所有信念都动摇了”①,他们决心与大战前一代人的标准决裂。行为放纵和无拘无束成了那一时代的主调。菲茨杰拉德亲身参与…     

缔造“花茶时代”——清末以来花茶生产与消费初探

花茶是中国茶叶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有趣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曾经受到追求茶叶真香的传统茶道的冷落和排斥,却在晚清以后铸就了一段辉煌的“花茶时代”。二是作为适应城市消费社会的产物,表现出了鲜明的商品性格,在花茶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中包含了物产、交通等多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茶商主导下建构的新花茶文化为“花茶时代”的来临奠定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三是作为南方茶文化在拓展北方市场过程中自我调整的产物.展现了广阔的地域文化。北京作为花茶的最主要消费市场与花萘文化的发祥地,对于花茶地位的提升、“花茶时代”的缔造起到了关键作用;福州作为公认的茉莉花荼正宗产地,其社会文化景观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成为“花茶时代”的重要地标;天津作为南茶北运的重要中转站,最早察觉并宣告了“花茶时代”的来临。     

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与韩非的“无定理”之比较——古代中西哲学中二分对立观的同和异

阿那克西曼德的“本原”和韩非子理解的《老子》的“常道”是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两个非常接近的概念。前者是“阿派朗/无限定”,后者为“无定理”。二者有着重要的相同点，也有着关键的不同之处。在形而上方面，它们都以否定的形式界定“绝对现实”,都将万物中“对立”现象追溯到绝对现实(对立观念是人类认识世间万物的基础)。二者都将世界的起源归于绝对现实启动的“分离”,而都未阐明分离的机制。它们的性质都是非人格和永恒的，显示两个文明开启了理性的思维。所异方面，阿派朗是由经验界的限定上升到抽象的无限，而无定理是从抽象领域下降到可感世界。这一概念运动的不同体现了两位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不同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希腊人长期探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最终发展出以“两分法”为核心的逻辑学，中国则没有出现。阿派朗体现的是“在场形而上学”,无定理体现的是“超越在场的形而上学”。     

战后欧洲华侨、华人经济变化初探

进入二十世纪后,不到半个世纪,欧洲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动与参加这两次大战或受大战波及的欧洲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都遭到空前的损失。其间旅欧谋生和经商的华侨、华人的经济事业,也蒙受严重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下简称“战后”)四十余年间,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华侨、华人社会及其经济状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对浙江省温州几个旅欧华侨最多的著名侨乡调查的材料,拟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下简称“战前”)欧洲华侨、华人     

日本成年礼俗及其社会文化含义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指出,成年礼“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儿童作为成年人的新的资格的认可”。“这种授予新的地位又委以新的义务的仪式就像地位和义务本身一样各有千秋且受着文化的制约”。成年礼俗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民俗文化现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以及同一时代的不同社会阶层,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