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心性论及其政治哲学之教化特质

荀子的性是心处其中并发挥影响变量的动态、整体的人性,荀子的心处于"可道"与"不可道"的十字路口。所谓恶之性可养、可化,所谓善之心可恶、可伪,此心与性的状态使荀子政治哲学具有了教化的指向。"性伪合而天下治",是荀子政治哲学在心、性基础上的总体架构和思想追求,荀子提出了养欲、师法、化性等政治哲学主张。荀子政治哲学虽然归结和落实于德性修养,但心、性的无根状态终使其政治哲学体现出一种紧张感和紧迫感。     

荀子“性恶”论新解

本文认为，苟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的分水岭在于荀子以“生”论“性”，他讲的“性”是人生俱来的自然情性及其自然的本性，它与庄子哲学有很大关系；孟子讲“性”是指人之异于禽兽的人之性，即我们现在一般之谓“人性”。这一概念荀子称为“朴”、“资”，它指礼义、人道。在这一点上，荀子与孟子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首先需要理解却一直被忽视的问题是，荀子的“善恶”概念也与孟子有所不同，它突破了一般道德观的局限而以国家、社会的治乱为背景，以是否合乎礼义来论善恶。     

“法而无法”的思想意涵及其精神

“法”的观念生成于先秦时期,《荀子》中“尚法而无法”可谓“法而无法”的最早出处,但与后来文艺创作之“法而无法”意涵不同。一方面,“法而无法”秉承了中国哲学自然之道的理念,汉魏晋书论中的“法自然”思想、唐宋文人和理学家所倡的“无意”“自然成文”“法度即自然”“从心所欲不逾矩”等理论都呈现着“自然之道趣”;另一方面,“法而无法”具有“变法创新”的意涵与精神,刘勰之“通变无方”,唐代之创变,两宋之疑古求新,破“正法”“常法”,倡“日新”“通变”等,皆凸显了艺术创变新意之思;同时,法之“无法”还具有超越之质,意在超越任何“法”之束缚,挺立自我、涵纳宇宙,从而通体透彻,自在活络。“法而无法”彰显着中国艺术特有的生命意识和创新精神。     

荀子“道”论探析

荀子“道”论探析张家成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大儒，他在广泛地批判总结了战国百家之学基础上，吸取了各家的积极因素，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道”论自然也不例外。《荀子》全书论及“道”者有３２０余处，其使用广泛且涵义丰富，是苟子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     

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荀子势论爬梳

荀子所谓势即权力、地位.荀子认为只有得势,君子的政治理想才能有效付诸实践,造福于民.势固然重要,然君子求势必以其道,宁不得势而不可失道,更不可趋炎附势.得势之人君,必须以道处势,否则民心不服,势则必去.荀子还主张势不可齐,势位、财富的等级看似不公,实则至公.荀子论势比法家片面强调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势,而蔑视仁义道德深刻得多.     

理学太极观与丹溪医学

丹溪“参之以太极之理”,一方面肯定“动”对万物生化的意义,另一方面认为“妄动”则是病因。由五性感动而悟出妄动伤阴。而妄动者,相火也。引动相火的是“人欲”,强调“人欲”在发病学上的意义。主张在养生上节食色之欲,以静制动,人心听命于道心。所以太极动静之理是理解理学对丹溪医学影响的关键。     

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探析

荀子从建构“群居和一”的交往共同体出发阐释其礼乐美学思想,礼、乐、诗作为共同体整合的文化资源而被其赋予“先王之道”的价值权威。情性的约束规范是荀子礼乐美学交往论内涵的中心话题,他倡导“情文具尽”的交往,追求礼义与情性的平衡美和礼义所建构的秩序美。荀子深入阐释乐的交往和合审美内涵,强化“乐”对君子品格美的培养。《诗》承载着礼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具有深刻的交往意义。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     

期命辨说与合理性之寻求——荀子辨说理性的一种了解方式

有学者认为,荀子不竞求价值根源,倚重于礼法,不免有导致专制之倾向。但荀子言辨说而主"兼听"、"兼覆"之德,倡"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之兼术,更呈"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辨"之德慧,其开放性之胸襟、合理性之预设或可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反省和重视。荀子虽坚执"先王之道"的信念,然而,在其辨说理性的慧照之下,此先王之道已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其开放性和合理性之特征。     

礼之于性——以《荀子礼学研究》立论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荀学的核心,而荀子的礼学体系则是在礼性关系的基石上构架起来的。从“礼性之关系”、“礼性相分对立之根源”和“礼用之于性”三方面,探究了礼性关系。在荀子那里,礼性关系之所以呈现这种状貌,从思想根源上考究,无疑与荀子主张性恶论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以礼学为核心的荀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本身不存在自相矛盾问题。     

制度史观——荀子历史哲学思想探析

荀子深入地探索了社会和自然,明确了人类社会的制度本质,以礼为核心,构建了理想的制度世界,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人类社会制度有常道,即礼义之统,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所在,不可变更;也有变道,即具体制度依时世变化而损益增减。制度的常与变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意义之所在,历史化为制度的损益传承,成就起制度史观。从历史评价来说,荀子重视内在道德修养,注重礼法的客观准则,其历史评价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扬雄文学“明道”论之内涵及其对刘勰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扬雄继荀子之后提出“明道”论。在扬雄的文学思想中,明道、宗圣、尊经是三位一体的,其“道”是指“天道”或“天地之道”。扬雄与刘勰在论文上有深度的契合,他们皆依孔圣立言,而且后者常以前者之观点为论文之准绳,二者在文学思想上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刘勰论文重“原道”,其“道”既是天地之道或自然之道,亦是儒家之道,三者异名而同义,并无根本之冲突,其理论渊源正是扬雄的“明道”论。扬雄、刘勰的“明道”论,是儒家思想尚未教条化之前的创建,是关于文学本体意义之建构,与儒家思想教条化后的道学家创建的“载道”论有本质上的不同。     

沙湖学术信息

人文学院彭忠德副教授《也说“民可使由之章”》一文（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６日理论版）根据《郭店楚墓竹简·遵德义》之“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对上句作出全新的解释。《遵德义》全文强调要用“礼、乐”等德去引导民众，因此，竹简此句标点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于是《泰伯》章“使由”句标点宜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则为：“孔子说：对于民众，应该用（礼乐之德）引导他们，不应该用（德）强制他们。”不久，彭忠德又发表《完整理解〈遵…     

孟子性善论的源与流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基础,孟子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然而孔子却未对“善”作过专门论述。老子称“上善若水”,孟子“道性善”,二人有关“善”的思想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在人人都对“善”充满美好向往的先秦时代,荀子为什么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之性恶”？董仲舒在审视孟苟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三品说”,“性三品说”能否成立？厘清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合理的解答。     

荀子“道”论探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行为的终极合理性由"道"所确认。孔子和孟子从实践层面解释"道",早期道家则从本体层面分析"道",他们的思想在荀子处有一合流。通过对荀子"道"论的梳理和解析,可以证明荀子之"道"实包括自然之道、本体之道、实践之道三个层面。荀子是把孔子和孟子的实践之"道"根植于道家的本体之"道"之中了。     

王夫之“道器合一论” 中的形而上学

王夫之认为， “物” （器） 包涵“可见之实” 和“可循之恒” 两方面，故“道” 由“物”而显，而“物”的生成变易皆依循于“道”。“物” 实是阴阳之混合者。在大化流行（道） 之中，阴阳体量的多寡和老稚、阴阳动静的时机和规律构成了“物” 的生成和变化的多样性，也体现了“阴阳”自身的制式和作用。亦可说，道发挥着对阴阳的“主持” 和“分剂” 之功用，或阴阳的相互作用借由“物”而显明了“道”，故“道” 与“阴阳” （物） 相互以对方为“体”。“道” 与“器”之分源于不同的识度，实是对具体的某一统一体的不同方面的认识。     

以礼为学，学以至圣 ——荀朱为学观之考察

荀子与朱子均主张为学以礼、学以至圣。荀子主张“大积靡”,朱子力推“格物致知”,均强调以经验主义的方式求知,注重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荀子、朱子的性论不同,但两人都强调心的认知功能及对性情的主宰作用。两人均将“心”视为连接知识与道德的肯綮,荀子主张“虚壹而静”,朱子强调“主敬涵养”。朱子的“主敬涵养”更贴合传统儒学的礼教精神,同时又融合了佛道的修养体系,是更具操作性和理学特色的修养工夫。     

中国古代逻辑的推论形式——说

说,作为中国古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当于推论,具有推理和论证两方面的特征。在中国古代逻辑中,人们经常把说与辩放到一起来论述,荀子说:“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又说:“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正名》)可见,说与辩在中国古代逻辑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推理和论证在西方传统逻辑中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因为这两者有着不同的性质。推理虽然是论证的一种手段,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求知,借用古印度的逻辑学——因明学的话讲,是为了“自悟”,着限于自身;论证的性质则不同,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悟他”,着     

经史杂考三则

一、“道德”诂义 道德一名,乃中国古代思想中一极重要之范畴。而考其初义,则皆与行路有关。《说文》:“道,所行道也。”《荀子·王霸》:“道,行也。”《尔雅释诂》:“道,直也。”综此,道之本义,道路也。引申之,顺路而行亦谓“道”,或称“得道”、“有道”(“有”初义训取,见《经义述闻》)。再引申之,万物生灭所循之抽象规律亦称“道”。故庄子言:“道,理也。”(《缮性》)老子言:“道者,物之所由也。”(并见《庄子·渔父》)韩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释名》:“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德之本字,在甲骨文中从直从行,与今之“循”字形近(容庚说),“示行而视之之意”(闻一多说)。《庄子·大宗师》:“以德为循”,尚存古义。但其后此字之形与义变异甚大。其字本义今存于晚出之“巡”字中(《说文》:巡,视行皃)。而其字形在西周金文中则演变为“德”,战国古文中演变为“惠”,其义亦大变。所最可注意者,是字中增入“心”符,为甲骨文中所不见也。《左传桓公二年》:“在心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