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特征、市场情绪与收益波动

从行为金融研究的视角,利用源自“上证”(SHSE)A股市场的样本数据,检验了行业特征、市场情绪与收益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行业特征下,具有类似的投资者行为和风险收益关系,而且均未达到弱式有效;尽管各行业板块之间的收益波动联动效应显著,但市场情绪对不同行业特征的收益波动影响仍有差异性。对管理的启示是,中国证券市场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利用市场情绪套利时应考虑行业特征。     

中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信息含量及与操纵市场的比较

基于1993-2000年中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和操纵行为事件,采用事件研究、修正的Meulbroek(1992)模型和横截面检验,同时比较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信息含量,发现事件研究中,内幕交易的信息含量总合计量结果与字样本结果并不一致,Meulbroek(1992)存在对内幕交易信息含量高估的现象,而操纵市场信息含量是明显显著的。更进一步,论文采用事件期中与前述不同的数据和具体的交易细节研究基于内幕信息的操纵行为。发现,中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买进不能取得异常收益,而卖出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号。纯粹操纵、基于内幕信息操纵买进的市场反应异常显著,信息含量相比于纯粹内幕交易要大很多。最后,给出国内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与操纵行为的建议。     

中国证券市场价格冲击传导效应分析

资产定价历来是金融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从文献上看,研究者们更多地是从收益序列的分布特征角度展开分析,较少关注市场中不同证券之间的价格关系。实际上,证券市场中不同证券的价格彼此密切相关,形成特定的价格冲击传导机制。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新兴市场中,投资者受政策预期主导,决策与行为趋同,客观上强化了股价冲击传导的动态作用机制,整个市场表现为“板块联动”“、股价齐涨同跌”现象显著。实证研究表明,上海证券市场不同行业板块之间股价存在着明显的联动特征,新息(innovation)对股价的影响一般将持续4￣5周左右。尽管不同板块在价格冲击传导机制中的重要性各不相同,但证券市场股价波动的市场性显著地超过了不同板块(或个股)的独立性,不同行业间的组合投资策略效果不佳,市场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特别处理公司重组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超额收益法与财务指标法对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特别处理公司(以下简称ST公司)重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ST公司重组后三年内平均累积超额收益(CAAR)显著为正。运用财务指标法的研究结果表明ST公司重组当年绩效并无明显改善，重组后第一年绩效明显上升，而随后两年则呈现下降态势。总之，在ST板块中频繁发生的重组能在短期内改善公司业绩和股东收益，但这种绩效的改善不具有持续性。     

知情与非知情交易者市场到达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了我国证券市场知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市场到达率及其影响因素.首先选取2003.7.1至2003.10.31上海证券市场高频分笔交易数据,运用EKOP(Easley,Kiefer,O'Hara and Paperman,1996)模型假设对我国上海股票交易所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到达率(交易强度)进行了度量;其次研究了股票收益、市场收益、隔夜收益、买(卖)方成交量、相对价差、供给(需求)弹性等市场特征对交易者到达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知情交易者的到达率主要受股票收益、买(卖)交易量、相对价差和供给(需求)弹性的影响;除相对价差对非知情者有负向影响外,其余各项对非知情交易者均是正向影响.知情交易者的到达率受市场收益、隔夜收益、买(卖)交易量、相对价差以及供给(需求)弹性影响.此外,对应不同换手率股票,交易者到达率受市场特征的影响也不相同.本文研究认为,知情者较非知情者的收益优势,不仅因为其拥有私有信息还因为知情者观察了较全面的公共信息.     

个体与机构投资者,谁左右A股股价变化?——基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视角

在成熟的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一直都被视作资产定价的主体。但在个体投资者众多的中国证券市场,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谁左右A股股价的变化?则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视角,构建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未预期交易量两个异质信念测度指标,对比分析二者与股票收益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个体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的异质信念与股票当期收益显著正相关、与未来一期收益显著负相关,但个体投资者异质信念的作用更强;进一步,异质信念对小公司、价值型公司收益的影响更明显;当控制了规模、价值等风险因子,以及不同时间区间和是否可以卖空等市场影响因素后,结论依然成立。表明在现阶段的中国A股市场,个体投资者的异质信念仍是左右股票定价的主要因素。     

交易者市场到达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将交易者市场到达率看作与市场状态相依的变量,实证研究了上海证券市场知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市场到达率及其影响因素.首先运用EKOP模型假设,选取2003.7.1至2003.12.31上海证券市场高频分笔交易数据,对知情与非知情者的到达率(交易强度)进行了度量;其次研究了各种宏观、微观市场特征对交易者到达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知情交易者的到达率与市场收益正相关,知情交易者的到达率主要受买(卖)交易量和供给(需求)弹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只存在于同期之间.与非知情交易者不同,知情者较多的观察微观公共信息.     

基于预期的占线特殊优惠卡问题与竞争分析

特殊优惠卡问题是租赁问题的一个推广.本文将风险补偿模型和市场利率引入了占线特殊优惠卡问题,使得该问题更贴近现实情况,得到以下结论:i)一般情形的占线特殊优惠卡问题的最优风险补偿收益为2-β/2-β(2-β)d;ii)考虑市场利率i,当(1-β)(1-αcr)小于和大于c(1-α)时,分别得出了两种情形下不同的最优风险补偿收益.最后,通过数值分析说明风险容忍度d和折扣率β对约束竞争比rA'和最优风险补偿收益的影响.     

中国股市流动性溢价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理论，采用换手率(TURN)和非流动性(ILLIQ)两个指标，对上海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预期收益的关系分个股数据和组合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同时研究两者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个股数据，换手率对预期收益具有负向作用，非流动性对预期收益具有正向作用，支持流动性溢价理论；此外，在不同市场态势、有无政策或重大事件和基于组合数据分析的情况下，换手率与预期收益之间仍然保持显著的负向关系，而ILLIQ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不稳定或呈现相反结果。由此可见，我国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预期收益的关系受流动性度量、市场态势、政策或重大事件和估计的数据构造的影响。     

中国概念股与国内外股市的联动效应研究

香港和海外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引起国内外投资者和相关机构广泛关注,中国概念股的走势与国内外股市是否存在联动效应值得研究探讨.运用 DCC(1,1)-MVGARCH 模型对香港和美国的中国概念股指数与上证综数和深证综指以及概念股所在市场的大盘收益率的时变动态相关系数进行考察发现,香港和美国市场的中国概念股与上证综指、深证综指收益序列动态时变相关性总体较弱,但 2007 年以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尤其是香港市场;总体而言,中国概念股与上海市场的联动程度显著高于与深圳市场的联动程度,中国概念股指数与所在市场大盘之间的动态相关性较强而且基本稳定,大大超过与中国国内大盘之间的相关性,所在市场对中国概念股的波动起主导作用;在股市暴涨暴跌的情况下,美国证券市场的中国概念股指数与A股市场的相关性突然增大.     

中国证券市场中Beta系数的存在性及其相关特性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存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描述的Beta系数,本文发现,使用不同市场收益率的算法计算出来的Beta系数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存在以不同的方法计算得到的Beta系数,在相同的研究过程中得出不相同的结果的情况可能会出现。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证券市场,至少是在本文研究的时间区间段,CAPM模型是成立的。本文还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中Beta系数并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但是在按照是否被纳入计算成份类指数的标准将股票进行分类,即分为成份股和非成份股,这两大类股票的Beta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还发现,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几乎不存在支持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的无风险收益率的参数。     

成长性、现有资产与β关系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β(系统风险)是决定资产定价的唯一因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将资产风险β分解为成长性风险βG和现有资产风险βA2个部分,探讨了公司的成长性和现有资产对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βA显著地大于βA,但不同行业间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若公司规模越大、账面市值比越高、同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越低,不仅βG对β的影响更大,而且βG与βA间的差异也越明显。这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中,βG既是β取值大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风险的主要来源。     

中国股市异象的时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股市存在诸多市场异象，而其时变性却常被忽视。本文从动态视角出发，基于条件CAPM，研究了中国股市异象的时变特征及影响其变化的经济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条件CAPM下，各类市场异象仍然存在，并且表现出显著的时变性。在样本期内，中国股票市场异象发生了风格转换，以账面市值比异象、市盈率异象为代表的价值型异象正在逐渐减弱甚至消失，而规模、特质波动率、换手率以及市场风险异象正逐渐显现并仍有增强的趋势。同时，规模、账面市值比、市盈率等"基本面类"异象主要受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反映了更多经济风险的信息；而特质波动率、换手率以及市场风险等"市场类"异象主要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此类异象更可能是市场无效的表现。此外，研究还发现，条件β未能捕捉到各多空组合收益率蕴含的经济风险，这是条件CAPM无法解释各市场异象的原因之一。     

一种新的金融动态横截面估计方法——基于中国股票市场条件定价模型评估的应用与扩展

大多数资产定价模型常常用静态横截面回归(the static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进行定价表现评估,从而投资组合回报率的时间变化性并不能被时变的风险承载或者(和)时变的风险溢价所解释.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一种新的金融动态横截面回归(the dynamic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首次考察了基于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的条件资产定价模型的定价表现:股票市场投资组合回报率的时变性是否能被时变的风险溢价所解释.本文发现,短期收益反转和流通市值加权市场换手率为条件变量的条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基于消费的条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股票投资组合的回报时变性,其时变性主要来自于时变的风险溢价.另外,本文发现一些拥有持续(persistence)和缓慢变化(slow-moving)特性的条件变量更能够解释横截面投资组合的时变回报.     

股票收益波动与Beta系数的时变性

本文利用扩展的S-S模型,对上海股市2000年间的日收益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进一步探讨小公司股票、大公司股票收益波动和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市场波动加剧时大公司股票与小公司股票的反应是不同的,小公司的系统风险更易于增大。因此在进行事件研究时,必须考虑到Beta系数的时变性。     

欧盟碳市场系统风险和预期收益的实证研究

运用CAPM模型分析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市场风险,通过Zipf技术研究不同预期收益下碳价波动行为。结果显示:2005～2007年第2阶段单个合约对市场风险敏感性小于第1阶段。2005～2007年的系统风险和2008～2009年较为一致,而前者的非系统风险是后者的10倍以上;2008～2009年碳市场的超额收益率较低,小于0.02%;碳价的上涨和下跌概率是不对称的,在预期收益率为20%和投资时间为250天的情况下,下跌概率高于上涨概率10%;在较低的预期收益下,碳价的涨跌受到了市场机制、季节性、异质性事件的影响;在高预期收益率下,投资者对碳价变动认知较不稳定,风险较大。     

中国股市的流动性指标定价研究

结合常见的换手率、Amihud测度和Pastor-Stambaugh测度等流动性指标,从流动性测度和未预期的流动性测度两个方面对中国股市的资产收益与流动性的关系进行检验.结合常数收益、CAPM模型和三因子模型3种收益生成过程均发现一致的结论,中国股市的流动性.风险被市场明显地定价,即存在非流动性溢价,未预期的(非)流动性与同期股票收益呈现正(负)向关系.整体而言,换手率和Pastor-Stambaugh测度在捕捉流动性方面要差于Amihud测度.因此,建议在研究中国股市流动性问题时更多地采用Amihud指标,以取得更合适的代理变量.     

具有结构变化的资产定价模型的贝叶斯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检验

在现代资产定价理论中,一个基本的假定是证券资产风险溢价满足方差齐性。然而,这样的假设未必是正确的,因此,需要对资产定价模型进行异方差的检验。本文在贝叶斯框架下考察了具有结构变化的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检验该模型的回归条件异方差的贝叶斯检验方法。最后利用两个具体实例论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基于资产链的异质投资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本文基于资产链理论给出投资者的异质预期假设,通过对资产链各节点系统风险的分解,将传统的资本市场线转变为资本市场超平面,建立基于资产链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本文使用小波滤波分解资产收益,对模型在上海A股市场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能够区分各类系统风险对资产收益的影响,对资产的平均收益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     

投资机会变动与风险收益关系实证研究

应用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研究股市投资机会变动时的风险收益关系和跨期风险对冲策略。以25个规模-账面市值比组合以及扩展组合作为检验资产,以经济、情绪和市场指标作为状态变量反映投资机会,以DCC-MVGARCH方法估计的资产超额收益与市场超额收益的条件协方差衡量市场风险,以DCC-MVGARCH方法估计的资产超额收益与状态变量新息的条件协方差衡量跨期风险,应用面板回归方法检验资产超额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单状态变量中,货币供应增长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规模溢价等新息降低,投资机会出现不利变动,与这些新息负相关的资产能对冲投资机会的不利变动;存贷差增长率、利率、股市波动等新息增加时,投资机会出现不利变动,与这些新息正相关的资产能对冲投资机会的不利变动;各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其中规模溢价、股市波动和货币供应的解释能力较高。还对多状态变量进行检验、比较,并提供了相应投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