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是指问责的对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立足于当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责任体系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道德责任和说明责任六种责任类型,并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改革开放四十年干部问责制度：历史图景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公共管理深层次变革,干部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恢复以目标责任为中心的传统问责制度、构建以突发事件为重点的风暴问责模式、健全以履职过错为核心的常态问责体系和探索以作为担当为要素的全面问责制度四个阶段。特别是十八大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干部问责形态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问责形式从应急走向常态,问责场域从行政领域走向党政工作领域,问责事由从过错问责走向过错和无为均问责,问责制度正发生深刻变化。纵观四十年变迁历程,干部问责制度塑造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有效行动力量,开拓了符合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的干部管理体系,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干部责任管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     

国外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安全事件"是指涉及公共生活安全、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等社会安全领域,因人为因素而短时间内对众多社会成员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该类事件的特点、范畴和发生频率决定了其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当代行政问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其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运行与理论总结,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法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实施过程、法律规范、有效监督和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能为促进我国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的。     

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内圈装反轴承受力分析与寿命评估

中国从2003年非典期间的官员问责以来,官员问责不断由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层面。目前,许多地区的行政部门纷纷推出"问责制"。中国的问责机制呈现出双轨的形态,即在常规治理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和在重大突发事件治理下的"问责风暴"。本文主要论述第二种问责机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常规治理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不足以应对,因此需要将"责任状"转变为"军令状",党组织迅速介入行政体制统合各个部门采取雷霆行动,以"问责风暴"席卷各个地区。事实证明,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军令状"模式的采用有效保证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令的执行。"军令状"模式的研究对于指导国家治理实践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丰富了公共治理理论。     

问责显现的行政执行“中梗阻”现象成因分析

现有对“中梗阻”成因的分析主要关注于对公共政策存在的认知差异导致行为差异的现象,而涉及“行政执行原因”被问责的行政问责事件在逻辑上呈现了另一种现象,即在决策相对“合理”的认知一致前提下,仍然会在行政执行中存在“中梗阻”.多案例内容分析结果显示,这种“中梗阻”现象成因一般显现为执行者个体素质构成及行为选择存在的缺失,包括责任缺失,管理失职,对于待解决的公共问题的紧迫程度认识偏差,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角色转换认识偏差,地区、部门或自身利益驱使等方面.更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管理要素、认知要素与利益要素的深层次影响,构成了“中梗阻”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的难度.     

中国特大安全事故政治问责:影响因素及其意义

自2003年起,中国特大安全事故的问责制度初步形成。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既可能源自政治体制内行政管理改革的需求,也可能来源于社会公众对公共机构的要求和压力。基于对2003—2007年间84个特大安全事故案例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来自社会的压力是推动2003年之后中国政治问责变化的主要因素。该结果从三方面反映出我国近年来政治生态的变迁:(1)媒体参与对政府的监督,在"舆论监督"功能的脉络上,发展出问责的功能,从而开始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显现作用。(2)问责动力机制的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国家—社会正在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3)媒体成为问责动力机制中的新结构性元素,表明我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跨进了一大步。此外,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媒体进入问责动力机制还处于起步状态。     

中国特色“ 分层式” 行政问责模式：创新、不足与完善

监察问责具有行政外部问责之功能,与行政内部问责具有共同的责任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然而,该模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制度虚化、协同性不足、适用混乱等问题.对此,应当确立行政问责的法治化路径,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区分监察外部问责与行政内部问责,明确行政问责与政务处分、党内问责的界限,就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事由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构建独立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分析

中国行政问责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期。随后的三年里,行政问责受到广泛关 注,成为行政改革的亮点。但在其制度化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如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 、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的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欠缺。导致这种现状的深 层次原因是权责对等意识缺乏、职责划分不清、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等。据此论文提出完善行 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为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围绕公共权 力,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 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弥补制度缺陷。     

本科行政管理专业建设的误区及其消解

我国将行政管理专业从原来法学门类政治学学科调整至公共管理学科之下,不仅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归属上的变化,而且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变化,意味着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由传统的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但是我们长期在本科行政管理专业建设中存在一定误区,使得该专业建设改革一直停滞不前。为了适应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必须从办学理念、培养目标、教学方法、师资队伍等方面作出积极又踏实的努力。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新公共管理理念与政府财务报告的完善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全球掀起的一场针对公共部门治理的变革中,以绩效为导向、信息透明为保障、引进商业管理的技术与方法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成了推动这一变革的主导力。在此变革中,最基础的则是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体系的改革。论述了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政府财务报告改革提出的要求,并探讨了对我国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体系改革的相关问题。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

长期以来 ,行政管理学界高扬效率、忽视伦理的主题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某种伦理价值观相联系 ;公共行政管理必须围绕着“公共利益”而建构和运作起来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对公众负责、公正、合法性、多样性、正义等特征。结合行政管理的过程分析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规范主要内容为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     

新公共管理:效果及评价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政府改革运动,主要特点是引入私人部门和市场化的管理方法改造公共部门,其实施效果在盎格鲁-撒克森传统和英语国家如英国、新西兰、美国等要好一些,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说明新公共管理并不具有普适性意义。由于公共部门具有私人部门所没有的特点,仅靠引入市场化方法不能解决公共管理问题,而需要在一个更广泛的范畴内进行整合和建构。     

论新公共管理在我国的适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启端于英美国家的新公共管理已经成为概括西方公共管理最新发展趋势的一个学术概念,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或者称之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基本上都发生在英、美、澳、新西兰等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国家。本文试图从法学的角度找出其原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划分是法学中公认的法律分类法;而新公共管理中的核心思想是利用私法契约来提供公共服务。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和契约制度的分析,认为作为大陆法系的我国基于政治法律传统应该选择法治国家模式进行政府管理改革。     

试论非营利组织的自治性行政主体地位

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发展,引发的是非营利组织职能的变化。这些理论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带来的是政府职能的转换和逐渐将部分公共职能放权于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等特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凸现,势必使其成为多元行政主体中的一员。目前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由没有得到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营利组织行使公权力而引起的诸多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解决。文章认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及其在政府职能转换中作用的发挥需要我国扩大行政主体的范围,非营利组织的自治性特征决定其应该具有自治性行政主体的地位。确立非营利组织的地位,有利于我国行政法的完善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论新公共管理改革内容的国情适用性

新公共管理改革对一国国情的适用性受多种因素制约,新公共管理内容本身是一个重要方面。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不同内容对借鉴国的国情有不同的适用性。其中,观念文化的变革最难,体制机制次之,技术工具相对容易。按照改革内容的不同特点和适用性要求,我国在推动政府转型和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借鉴新公共管理是完全可能的。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尚存在问责文化滞后、问责法律缺失等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根基,以“政府失灵”问题为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低效率的原因,并提出避免政府失灵的对策。在我国同样存在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所以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